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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時代的鍋，不是發(fā)掘的鍋。

    最后一點就是材料整理一拖再拖，從發(fā)掘到出報告，原始資料有一定散失。

    這確實是一個巨大的遺憾。

    畢竟，1956年發(fā)掘的定陵，發(fā)掘報告到1990年5月才出版。

    這也是被特定的歷史時期耽擱了。

    定陵的發(fā)掘之所以被媒體廣泛關注，成為無良公眾號自媒體引流的首選之地，完全就是因為定陵牽扯到的名人太多，而且還有全網黑的郭老的存在。

    作為后輩，對一個在共和國成立做出過重大貢獻的歷史人物，都應該心存敬畏之心，而非人云亦云地去去指責去謾罵。

    至于郭老的歷史功過如何，輪不到他一個后輩去評述。

    他只需要關心自己眼前的這這檔事。

    然而，蘇亦的這些感觸是沒法跟黃玉治說的，因為太敏感了。

    他只能從博物館方面說起來。

    “定陵博物館，好像能說的不多，因為整個定陵遺址都屬于博物館的范疇，都不需要特意去建造專門的陳列館，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天然的遺址博物館，這個方面，咱們河宕遺址能參考的不多。”

    蘇亦實話實說。

    黃玉治卻皺著眉頭，“話雖如此，但小蘇，你要是寫論文的話，應該不會這么寫吧？你的參考文獻呢？你的創(chuàng)造性概念呢？這一切，不是應該從論述考古遺址類博物館開始的嗎？你要說明遺址博物館是怎么來的，你要論述考古遺址類博物館的重要性，咱們河宕遺址有可能建立遺址博物館，我說的對嗎？”

    對于黃玉治的話，蘇亦是認同的。

    沒有學術理論去支撐，一拍腦門就去建立博物館，上級部門憑啥允許？

    全國各地需要建立博物館的地方多了去了。

    就算廣東范圍內需要建立遺址博物館的地方也不少。

    比如著名的馬壩石峽遺址，比河宕遺址更加出名，都被蘇秉琦先生重點說明了，成為其區(qū)系類型說理論的重要一環(huán)節(jié)。

    省內文物部門憑啥不在石峽遺址建立遺址博物館，就偏偏要在河宕遺址建立？

    這一切都是去論述，去說明，去強調它的重要性以及特殊性的。

    如果后世，稍微對博物館學有點關注的話，都會聽過遺址博物館這個詞匯，然而，大多數(shù)人都不知道這個詞是從哪里來的，又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聽到黃玉治的提問，大家也都下意識望向蘇亦，都好奇，他會怎么回答黃副館長的問題。

    之前，蘇亦在成果展上的表現(xiàn)太驚艷了。

    大家對于他的期待就越發(fā)高。

    就算黃玉治也是如此，他都想知道這小子是不是曇花一現(xiàn)，還是萬古長青。

    嗯，萬古長青可能有點夸張，延綿不絕，花開不敗，還是要做到的。

    這一刻，大家都在期待他的答案。

    就連楊式挺也是如此。

    不過，他跟黃玉治等人不一樣，他主要還是擔心蘇亦，他擔心蘇亦小小年紀給自己太大的壓力，過早的承擔這些本不該屬于他的責任。

    所以，還沒蘇亦說話，他就說，“小蘇，你不要著急，論證報告也不是一時半會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如果沒有想清楚的話，這事可以緩緩?！?

    這個時候，站在旁邊，始終不說話的古運權也說話了，“是的，蘇亦學弟，這事急不來，就算沒有把握做成這事也不丟臉，真要是覺得壓力大，緩一緩也沒有問題，但不能逞強，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黃館長在這里，你不妨直說，沒事的，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這家伙，表面一副關系蘇亦的模樣，但字里行間流露出來的意思，白癡到知道是怎么回事。

    雖然，他跟楊式挺都是勸蘇亦緩一緩，但他更加過分，打著關心蘇亦的名義，直接讓他放棄了。

    聽到這話，蘇亦笑了，“古師兄，我可以的，有勞你費心。”

    不理會古運權羞憤的目光，又給了楊式挺一個放心的眼色。

    面對黃玉治的問題，蘇亦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黃館長的話確實提醒了我，現(xiàn)階段，國內大多數(shù)學者都認為遺址博物館是露天博物館的一種，包遵彭的《博物館學》就認為，資料之保存在戶外者，稱戶外博物館(野外博物館)，其中包括:民族園、遺址、公園、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名勝古跡、文化遺跡保護園?！?

    “所以你認為遺址博物館是起源于露天博物館？”黃玉治問，“包遵彭是什么人？他的說法可靠嗎？畢竟，一家之言，說服力并不強?！?

    包遵彭是誰？

    蘇亦能告訴黃玉治，這是臺北歷史博物館的館長嗎？

    不能。

    所以他說，“也不是一家之言，除了包遵彭之外，費畊雨，費鴻年36年出版的《博物館學概論》一書中，認為室外博物館是與古廟、史跡、名勝以及天然紀念保存事業(yè)有關連的一種施設，隨后又指出各國的史跡保存及天然紀念物保存就可說是室外博物館的一種事業(yè)?！?

    “同年7月出版的陳瑞志《博物館學通論》一書中，作者也有類似的論述，尚有戶外博物館是極富于研究趣味的問題。這是與吾國歷來對于寺廟、史跡、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事業(yè)有密切關系的設施，是將普通博物館內所容納不下的龐大的古代建筑物，或其他歷史的遺物及天然紀念物之類，保存于戶外而供公眾觀覽的新設施之一?！?

    “而隨后的很多學者也都有類似的觀點。傅振倫提出了中國戶外博物館的分類法，認為戶外博物館可分為自然歷史和人文歷史兩種。傅振倫還進行了舉例，云南元謀猿人遺址、北京周口店中國猿人遺址、丁村遺址等這些自然歷史遺址，還有歷代都城、歷代帝王陵墓、文化遺址、歷史遺址等都需要通盤考慮其保護問題，建設戶外博物館……雖然傅振論的分法，我不太認同，但他確實提到關鍵的一點，就是把咱們現(xiàn)在講述的遺址博物館都羅列在戶外博物館里面了，比如，周口店遺址博物館，比如定陵博物館，還比如半坡遺址博物館都在他的歸納范圍內?！?

    聽到蘇亦這一長篇大論下來。

    黃玉治雙眼放光，“小蘇，你可以啊，這文獻功底相當深厚啊，各種博物館文獻都如數(shù)家珍，看來你之前在成果展對王老說的話，全都是有的放矢，準備充分啊，這一次，陶都博物館的論證報告的任務交給你，我就放心了?！?

    蘇亦謙虛，“費畊雨、費鴻年《博物館學概論》和陳端志《博物館學通論》標志著我國學者對博物館學的學術意義的研究。都是開山之作，稍微對博物館學有點研究的人，都知道，我這個算不得什么，這兩本書都是我在去北大復試的時候，俞偉朝老師送給我的，還有曾昭燏著《博物館》及荊三林著《博物館學大綱》這些都是俞偉朝老師推薦我看的，所以對博物館學多少有些了解。”

    這些都是張嘴就來的瞎話。

    完全就是為了讓他前面的話，聽起來更加具有合理性罷了。

    俞偉朝是誰，不需要蘇亦刻意解釋。

    楊式挺跟古運權都是北大出身的，黃玉治也去過北大參加考古培訓班，俞偉朝還給當過輔導員。

    他并不陌生。

    不過楊式挺還是補充一點，“俞偉朝老師是北大博物館專修科出身的，后來雖然被并入考古專業(yè)也讀了蘇秉琦先生的研究生，但對博物館還是相當有研究的，只是沒有想到小蘇跟俞偉朝老師關系還挺好的?！?

    蘇亦只能硬著頭皮說，“俞偉朝老師人挺好的，就是話不是很多?！?

    楊式挺嘆了一口氣，“以前俞偉朝老師人挺熱情的，也健談，當時我們在北大的讀書的時候，他已經是蘇秉琦先生的研究生了，他之所以這樣，都是時代的錯?！?

    說完，楊式挺也沒有深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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