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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聞聯播里經常聽到名字的幾位，幾乎都露了面。
當然，本就知道這段歷史的常浩南對此倒是并不很意外。
由于各種復雜的歷史和現實原因，建國之初的華夏雖然在很多方面都師從蘇聯，但卻并沒有像后者一樣建立起一套完整而嚴密的功勛體系。
甚至連軍隊都沒有，就更別提一般公民了。
除了在1955年時集中授予過的三大勛章——八一勛章、獨立自由勛章和解放勛章之外，一直到前世的2011年以前，華夏都再沒有正式設立過任何勛章。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制度化、規范化授予的功勛就只有軍隊和警察系統內部頒發的一二三等功獎章。
受制于管轄權限的問題，非軍警身份的人哪怕功勞大破天，也是不可能獲得的。
只能換成別的方式打擦邊球。
這才有了常浩南拿到的那枚有些怪異的一等“獵蝠行動”紀念章。
按照規定，一等功往上，是榮譽稱號。
然而榮譽稱號的授予同樣不成體系，往往是根據獲得者的事跡而定制一個專屬頭銜。
從好的方面講，這可以算是一種殊榮。
但在操作層面上，其實會帶來很多麻煩。
比如并沒有一個辦法把獲得榮譽稱號這件事情給直觀地體現出來。
總不能走到哪都把獎狀帶身上吧。
又比如，假設一個人獲得了兩個榮譽稱號，那么沒有任何條文規定它們誰在先誰在后。
原則上，榮譽稱號不分高低。
但無論從觀感上還是實際上，同為榮譽稱號的“愛軍精武標兵”和“志愿軍一級英雄”之間顯然還是存在差距。
至于軍警體系以外的榮譽，那就更亂套了，有些頒獎機構甚至只管發獎不管記錄，導致很多聽上去高大上的榮譽其實根本沒有價值。
由此而造成獲獎者本人的心理落差還在其次，更要命的是催生了很多利用這方面漏洞招搖撞騙的不法之徒。
在信息不夠通暢的時代，出省跟出國差不多，我在A省說自己是B省xx榮譽的獲得者，根本就無從查起。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80年代末，總算開始出現改觀。
中華全國總工會設立了第一個面向全體公民的、系統性頒發的獎章——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并且規定，獲獎者中，一線基層工人的比例不能低于三分之一。
而常浩南他們獲得的華夏青年五四獎章，則是第二個。
在這個人心思變的特殊時期，推出一套規范化的國家功勛體系，毫無疑問有利于進行思想精神方面的建設。
其中尤其以青年為重中之重。
所以，這第一屆五四獎章的頒獎儀式，必須要搞得隆重、搞得遠超標準。
因此不僅出席的領導身份驚人，跟著一起來的媒體也是一個個都如雷貫耳。
顯然，這件事情必定會得到聲勢空前的宣傳。
總之當整場慶祝活動結束，常浩南回到家時，已經接近當天午夜時分了。
他看著擺在桌上的獎狀和獎牌，掏出手機輸入了一串電話號碼。
這是常浩南自己個人的習慣，在一切最終塵埃落定之前，不會半場開香檳。
現在連儀式都已經辦完，自然是要把這個喜訊通知到家里。
但是看著手機屏幕右上角顯示的時間，他猶豫了一下，還是沒有按下撥號鍵。
太晚了，明天再說。
連續幾個小時的亢奮過后乍一放松下來，首先席卷而來的自然是疲憊。
再加上昨天晚上因為要準備獲獎感言以及熟悉儀式流程同樣沒有休息好，因此常浩南只是換了個衣服就躺到床上睡了過去。
……
1997年這功夫，華夏連有線網絡都還沒普及，移動網絡更是個連概念都不是很明晰的玩意，所以不會像未來一樣，這邊儀式結束，那邊媒體馬上發布新聞的網絡版本并上熱搜。
而此時的華夏電視臺也剛剛完成一次大的設備升級和換代，正在從錄播新聞轉向直播新聞的過程中，反應速度同樣還沒有那么快。
一般情況下，對于新聞做出反應最快的，反而還是報紙和廣播的老兩樣。
因此，第二天早上，當遠在柳城的周莉第一個到達辦公室，簡單打掃一番工位，倒上熱水并習慣性地把插在門把手上的幾份報紙丟在桌面上時，整個人瞬間就驚呆住了。
她無意中瞥見了其中一張報紙的頭條標題：
《團ZY全國青聯決定首次授予六青年“華夏青年五四獎章”》
當然，如果只是這樣，還不至于讓周莉如此失態。
但碩大而顯眼的標題下面還有一行稍小的字——
常浩南秦文貴李斌劉笑公舉東宋芳蓉獲殊榮。
在正式發布的新聞中，把六個人的名字順序做了替換。
不再是按照姓氏筆畫順序，而是按照獲得獎章的編號。
而常浩南拿到的，正是五四獎章的1號。
所以排在第一個。
周莉把杯子放在桌上，從包里掏出眼鏡戴上，又確認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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