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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后，我接到一通電話，來自非洲一個駐場記者，他是冉冬的搭檔，

    “您是陳墨先生嗎？”

    “我是。”

    “很抱歉，作為冉冬的搭檔，我沒能保護好她。”

    “她怎么了？！”我豁然從沙發上起身，手機好像信號中斷了一般什么都聽不清，我轉身去了書房。

    “她……犧牲了，為一個小士兵擋了槍。”

    “犧牲，怎么可能，她很惜命。”

    “抱歉。”

    “你們為什么不盡全力救她！”我聽到自己聲音破裂。

    “她中了八槍，每一槍都打在要害處，沒到醫院就……抱歉。”

    “說抱歉有什么用，她能活過來嗎？她的尸體在哪里？”

    “目前在大使館，還有她的遺物需要您過來認領一下，只有一個包裹，上面寫了您親自簽收。”

    “好，我過去。”

    安詩抱著孩子孩子進來了。

    “發生什么事了，很少見你高聲說話。”

    我的身體發虛，很需要一個力量支撐，但是安詩懷里抱著孩子，分身乏術。她好像看出了我的脆弱，讓孩子去了外面，輕輕抱住我，

    “她死了。”我的眼淚在那一瞬間迸發。

    “誰？”

    “冉冬。我沒想到那次不愉快的見面竟成了我們最后一面。”我的眼淚好像回流到了喉嚨里，苦澀難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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