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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本的歷史上，桓溫接替庾家執掌荊州軍政大權未久，便本著先捏軟柿子的原則而發兵滅蜀，先作立威。

    當時桓溫以荊州精軍萬數溯流而上，自永和二年的十一月在巴東魚復白帝城發兵，到了永和三年的二月份，大軍便已經抵達了蜀地腹心的青衣江，沿途幾乎沒有遭遇任何的阻撓與抵抗。

    直到桓溫軍隊抵達了青衣，成漢上層才有所警覺，派遣大軍南下岷江附近的合水進行抗拒。然而成漢統軍將領昝堅關鍵時刻判斷失誤，沒有選擇固守合水附近，而是選擇繼續向前，跨江進入犍為據守，恰好完美錯過了桓溫的軍隊。

    于是，桓溫的軍隊在沒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況下，于永和三年的三月便抵達了蜀中彭模，而彭模距離成都僅僅只有二百里的路程。此時，成漢將領昝堅還率領軍隊于后方的犍為尋覓敵軍的蹤跡。

    桓溫軍隊抵達彭模之后，又是袁喬在關鍵時刻提出建議集中兵力直取成都。晉軍今次入蜀本就出其不意，成漢根本沒有時間調集兵力進行抵抗，此前不久又剛剛將成都本就不充足的力量分出一部分，因是當桓溫兵臨成都的時候，可謂是直闖空門。

    兩軍于成都城外笮橋會戰，晉軍大勝，攻破成都，漢主李勢驚慌遁走，之后不久，又在臣子們的勸說下向桓溫投降。

    統治蜀中四十余年的成漢政權，在桓溫發兵不足半年的時間便告覆亡，而桓溫也借由此戰，正式確立其分陜重臣的權威，成為典午朝中第一人，給之后的北伐做出了堅實的鋪墊。

    毫不夸張的說，桓溫滅蜀一役，不要說在東晉這樣一個偏安江左的背景之下，哪怕放在史上任何時期，都是一場值得大說特說的輝煌戰役。

    雖然過程中多有僥幸，但世上從無篤勝之戰，戰爭中的變數無從避免，能夠巧妙的利用變數以爭取最大的成果，這正是將帥不可或缺的稟賦。精軍出擊，速戰速決，桓溫在這過程中的表現，可以說是東晉偏安百年的國祚傳承中最高光時刻之一！

    雖然因為種種原因，大梁皇帝陛下最終也沒能將桓溫收為己用，甚至彼此走入敵對，但是對于桓溫一直都懷有頗高敬意。不過大梁在籌劃滅蜀的時候，歷史上桓溫滅蜀的過程經歷卻是參考不大。

    以區區萬數之眾，短短幾個月時間內便攻滅成漢這樣一個本就得天獨厚的政權，這樣的輝煌戰役本就難有復制的余地。任何一點元素的變化，都會造成大不相同的結果。

    單單在對于伐蜀這件事的態度上，大梁皇帝與歷史上的桓溫便截然不同。不同于桓溫的壯闊激進，當今圣人功業思路本身便是先難后易，重點放在了中原與更加廣袤的河北。而針對蜀中成漢，此前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一種刻意節制乃至于視而不見的態度。

    造成這種不同態度的原因，就在于雙方的立場與根基都不相同。當今圣人根基在于吳中，功業則成于淮南，在氣候大成之前是根本沒有資格、也沒有實力去插手荊州這樣的分陜重鎮。而當擁有了這種實力與威望之后，逐鹿中原所能獲得的回報則更大。

    荊鎮一直是當今圣人掌控薄弱所在，如果在北事悉定之前荊州攻滅了成漢，荊州、益州連為一體，彼此互補之下，便會造成更大的離心力，乃至于割據一方、自成體系。

    如今大梁新朝創立，章制即定，大勢所趨，可以調動更大的力量去應對西南隱患，伐蜀才被提上議程。究其根本，就是在于舊年荊揚對抗的格局中，皇帝陛下沒能掌握上游分陜重鎮。

    當然，時機不同，所面對的對手也完全不同。如今大梁伐蜀乃是勢在必行，也根本就不可能再如桓溫伐蜀那般可以巧妙利用突然性，像是那種大軍突然挺入蜀中腹地的機遇是不會有的，只能用強攻入。

    如今的成漢國內局勢較之原本的歷史上也大不相同，成漢雖然立國蜀中，但若要比較的話，其政權特色倒與三國之中的東吳有些類似。

    東吳孫氏雖然出身江東，但是孫策的創業班底卻非吳人，得于淮泗之間豪強助力甚多，一直等到孫權時期，三吳本地豪強才逐漸加入到東吳統治秩序中來。

    成漢李氏雖是巴西賨人，但其真正依賴的力量還是秦雍六郡流民武裝，但也還是在獲得了以范長生為代表的巴蜀豪強的認可之后，才真正稱霸蜀中。

    像是成主李雄在于益州刺史羅尚交戰攻取成都這關鍵一戰中，軍中乏糧，正是獲得了范長生的資助，才能維持軍勢不散，最終入主成都，并在范長生等人的建議與輔佐之下，于成都稱帝建國，確立統治。

    為了獲得范長生等當地豪強的支持，李雄不得不承認巴蜀豪強實際占據土地與人口的部曲蔭附制度，甚至將之推及到巴氐權貴之中。因此成漢的立國根本，與此前李國于此的蜀漢大不相同，反倒與割據江左的東吳異曲同工，都是豪強大族聯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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