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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國時代，秦國商鞅變法，強調重農抑商，讓國民除了耕田就只關注打仗，想要出人頭地，就得靠戰功來換，而要打仗，就得有充足的糧食。

    然而“商”的發展，會干擾到秦國的耕戰大計，影響糧食產出，影響軍民立軍功改變命運的決心，所以必須抑制。

    極度強調耕戰的秦國笑到最后，雖然秦歷二世而亡，但重農抑商的政策、政治觀點，為歷代統治者所沿用。

    宇文溫認為，重農抑商的政策，在“古代”是合適的，因為生產力低下，糧食問題很突出，而且這政策能以較低成本維持朝廷對廣大疆域的統治。

    但是，時代不一樣了，蒸汽機出現，生產力快速增強，已經接近脫胎換骨的臨界點。

    農業依舊是重中之重，但這種時候再強調抑商、賤商，就是不合時宜。

    生產力的高速發展，讓農和商不再是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沒必要二選一，應該是“全都要”。

    重農重商（以實業為主的工商業），兩條腿走路，社會發展才會繼續加速，這點，宇文溫不信如今的朝廷要員看不出來。

    那么，為何宇文理的提案會陷入“拉鋸戰”呢？

    宇文溫認為，這是因為恐懼。

    人對未知事物，總會有本能的恐懼，所以官員們對于取消“抑商”、“賤商”，商賈大翻身后形成的未知局勢，本能的產生恐懼，然后就是下意識的排斥。

    他們無法面對工商業大興后，四書五經上的知識再無法有效治理國家的可能；他們無法面對商賈變成良民后，各種光明正大炫富的排場讓自己相形見絀的可能。

    基于對于未知或前途可能一片昏暗的恐懼，讓官員們本能拒絕宇文理的提案，他們不想讓商賈從“牢籠”里出來。

    讓商賈變成平民（地位上），那就意味著商賈有光明正大步入仕途的機會（非科舉途徑），而相比富商，尋常官員如何有財力在疏通人脈的競爭中戰勝對方？

    大部分官員都是聰明人，都知道國家離不開工商業，也知道按照現在的情況，工商業大發展利大于弊，但涉及到自身利益，誰都不糊涂。

    朝廷可以不抑商（不抑制民間工商業），卻不能不“賤商”（繼續讓商賈在地位上處于卑賤狀態），如此一來，才是官僚們眼中的兩全之策。

    然而，不在法律上廢除對商賈的歧視性規定，不在立法上保證商賈的正當權益，無法確保商賈產業、財富不被人隨意收取，若連這點面子功夫都做不好，如何能讓工商業者們安心？

    宇文溫能想到，若商賈們對未來不看好，那么他們賺來的錢，更傾向于用來購買土地，為日后“轉行”當地主做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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