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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債還錢天經(jīng)地義，還不起錢就在國內(nèi)加稅，至于重重盤剝之下，百姓會不會揭竿而起，那是他們的事，和皇朝無關(guān)。”

    說到這種話題，尉遲熾繁不知道該怎么接話，日興昌算是自家產(chǎn)業(yè)，賺錢總是好的，而各家銀行由柜坊蛻變沒幾年，拿到大業(yè)務，當然也是好事。

    她的疑惑已得到解答，沒再問下去。

    宇文溫也點到而止，沒有把更深層次的用意說出來。

    通過銀行強迫貸款，再讓對方借貸還債，債越借越多，每年都在還債，卻怎么都還不完，這就是西方列強進行資本輸出的方式。

    此為后話，如今不過小試牛刀。

    最重要的是，要想辦法“拉業(yè)務”，讓剛由柜坊蛻變而來的銀行獲得更多的“養(yǎng)分”，以便繼續(xù)茁壯成長，與此同時，有機會參與到國事之中來。

    哪怕這種參與，是以棋子而不是棋手的形式出現(xiàn)在棋局里都無所謂。

    《漢書·食貨志》有云：士農(nóng)工商，四民有業(yè)。

    學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衣，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

    工人做器、商人賺錢，這是本分，但商人靠著賺差價就能錦衣玉食，又重利輕離別，真是可惡。

    所以中原自古以來的政治觀念，就是把商賈視為賤民（整體而言），畢竟從執(zhí)政者的角度出發(fā)，重農(nóng)抑商是必須的，商賈不事生產(chǎn)（農(nóng)耕）卻可以過上好日子，如此不勞而獲，必然造成不良影響。

    所以朝廷要壓制商人，卻又離不開商人，于是把商人當夜壺。

    需要的時候就用，用完了就扔，而夜壺的地位，自然就很低。

    與此同時，權(quán)貴們要經(jīng)營產(chǎn)業(yè)盈利，滿足巨大的開支，所以也要依賴商人來貨殖，那么，把商人變成想用就用、想殺就殺的狗，再合適不過。

    于是，商賈的地位很微妙，有主的（搭上權(quán)貴、有靠山）商賈就是名貴獵犬，比一般官員都要威風；沒主的商賈，那就是野狗，胥吏都能肆意敲詐勒索。

    商，是這樣，工呢？也好不到哪里去。

    商人是夜壺，渾身散發(fā)著“銅臭味”，不用的時候必須收起來，而作為“工具”的工，不用的時候自然也要放到工具箱里，哪里能擺在廳堂上，讓來客看笑話呢？

    工、商的地位，都不怎么高，更別說有多少政治地位，千百年來都是如此，沒人覺得不對，問題是，時代不同了。

    當蒸汽機、火輪船、火車、電報出現(xiàn)，工業(yè)時代即將到來，要是還把工、商放在低人一等的地位，宇文溫認為那是不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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