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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域是一個非常大的試驗田，而這些人就像是一枚枚的種子，究竟會開出什么樣子的花來，斐潛只能去希望，去引導，而無法去決定，去替代。

    《周禮》是一部通過官制來表達治國方案的著作，內容極為豐富。《周禮》六官的分工大致為：天官主管宮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軍事，秋官主管刑罰，冬官主管營造，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獻中實屬罕見。

    很難想象出來，在那么早的時候，周公就已經構建出了一個龐大的政治官圖，然后提供給后人按圖索驥。

    斐潛剛剛到了漢代的時候，也沒覺得《周禮》這本書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當他真的去細讀的時候才發現，其實《周禮》之中所記載的禮的體系已經是非常系統了，既有祭祀、朝覲、封國、巡狩、喪葬等等的國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樂懸制度、車騎制度、服飾制度、禮玉制度等等的具體規制，還有各種禮器的等級、組合、形制、度數的記載。

    因為種種的原因，《周禮》面世之初，不知什么原因，連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沒見到就被藏入秘府，從此無人知曉。直到漢成帝時，劉向、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獻，才重又發現此書，并加以著錄……

    所以，斐潛不無惡意的揣測……

    算了，要不然又有人會唧唧歪歪表示不喜歡陰謀論了。

    該補課還是要補課的。

    即便是不管此書其后的故事究竟如何，僅僅是單獨論及《周禮》的內容，就足夠顯現出禮制的重要性。如果說禮法是禮的外殼，那么禮義就是禮的內核。禮法的制訂，是以人文精神作為依據的，由形式到精神，由表及里，這就是禮法最重要的作用。如果徒具儀式，而沒有合理的思想內涵作為依托，禮就成了沒有靈魂的軀殼。

    想要滲透西域人的內核，觸及其精神，就要在禮教的初期，有一個比較好的方式方法。

    枯燥的禮節和繁瑣的要求，并不能促進這個西域禮教的推動，甚至還有可能形成反效果，因此光是強調什么禮節規范，其實木有什么卵用。西域人既沒有華夏的生活環境，也和華夏認知不同，若是和西域人說什么君子如玉啊什么的，說不得西域人還會笑華夏人都是傻子，竟然會喜歡幾塊河灘上的破石頭……

    讓手下的文吏去思考，去探尋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是并不意味著斐潛心中就沒有解決問題的謀劃。

    在盧毓薛平等人離開了之后，斐潛對于賈詡說道，『西域教化，當以樂始。』

    沒錯，斐潛在西域準備教化的手段，是從以音樂開始。

    或者說是『娛樂業』？

    賈詡拱手而道，顯然是早有預料，『主公英明。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今西域之言語不得通暢，而聲樂之法，則可揚長避短，使西域之民雖不通言語，亦可明華夏之美，明華夏之理。』

    斐潛點頭，『先以聲求其聚，再以音使其興，后以樂明其達，可謂教化輔佐，禮樂相輔相成是也。禮有云，「樂由天作，禮以地制」便是如此，無樂不為禮，無禮不為樂。天地相合，方可無往而不利。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需重通義，彰明德節。』

    華夏人喜歡極端化的行為模式，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時候養成的，好得時候就是什么都好，壞的時候便是什么都壞。一群老夫子批判靡靡之音，然后掉頭就被靡靡之音打得狗血淋頭。

    要論玩弄聲音樂，華夏其實早期領先于全世界，而且一出場就有很高的理論支撐。

    在華夏早期的樂理里面，聲、音、樂，是三個不同層次的概念。

    聲與音的區別在于，音有節奏、音調，而聲沒有。所以華夏早期樂理認為普通的聲，基本上都稱為噪聲，將有節奏有韻律的聲，稱之為音，而樂一般都是指有內涵的，代表了某種含義的樂章。人與蟲豸，動物一樣，都有聽覺，能夠感知外界的聲響，但是蟲豸和動物只能抵達聲的程度，而人類顯然有更高層次的追求，所以這也是人區別于禽獸的重要標志之一。

    《樂記》之中有這么一句話，『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雖然說可能有些絕對，但是確實有一定的道理，只追求感官刺激的，也就類似于禽獸，而人類么……當然也有只想要感官刺激的，畢竟人類也是有獸性。

    『西域之民，亦有樂器，可鼓樂聲，然無樂音，更無華章，』斐潛緩緩的說道，『情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歌詠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今觀西域之民，多手舞足蹈者，可知其歌詠之不足，此便為可乘之機。』

    不僅是西域人，其他沒有什么語言和文化的人，比如西羌人也很喜歡舞蹈。

    就像是有些墨水的，看見大漠會說一句長河落日圓，感覺到了風會說一聲入竹萬竿斜，而沒有什么才情的，或是沒怎么讀書的，恐怕就剩下了兩字……

    這些西域人，有時候他們會高高舉著牛尾巴，或是舞動著皮袍，以簡單的動作來表示自己的心情，看起來似乎很歡樂，但是實際上很可憐，因為他們可以表達自己的情緒的方式很少，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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