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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懷著喜悅和希望回到城里，但大部分知青很快陷入了尷尬、困難的境地。

    對這些荒廢了七八年甚至十余年時光的大齡青年來說，大學的門檻讓他們高不可攀。部隊里人滿為患，根本不需要他們去扛槍，再說他們也過了扛槍的年齡。工廠也不需要他們，他們一沒技術，二沒經驗，國企里還有無數的職工子弟等著接班呢。

    除了極少數幸運兒能夠成為正式編制的國企職工，少部分知青只能走進街道或社區的合作社、生產組，跟一群老娘們聚集在一起，糊著火柴盒，裝一副撲克牌，繞一個線圈，周而復始地做著沒有任何技術含量的工作。

    而更多的人卻找不到工作，于是，他們成了多余的人，一個在社會上找不到定位的人，以及城里人口中的“無業游民”。

    他們的境遇比那些還未返城的知青好不到哪去，至少那些正在太陽底下勞作的知青們，心里是有憧憬和希望的，而他們的希望如同一個絢麗的肥皂泡，被現實一戳便破了。

    林維楨屬于少數那部分幸運兒，通過高考回了城。

    高考是一道命運分水嶺，像林維楨這樣的幸運兒去了山的這邊，大部分知青留在了山的那邊。

    所以，當林維楨聽到余老蔫說那些賊偷有可能是知青時，臉上只有苦笑，心里對他們卻根本恨不起來。

    有人說，這是時代變遷的陣痛，而這種陣痛不僅之于知青，更之于整個社會，所以知青們應該老老實實的呆在農村，繼續發揮余熱，不能回城給國家添麻煩，否則全國人民有樣學樣，豈不是亂套了？

    更有甚者，揪著知青中的一些行為不端的敗類不放，從而否定整個知青群體，恨不得將其釘死在恥辱柱上。

    這種言辭聽得多了，也就習慣了，最后便麻木了。

    社會變遷帶來的陣痛由知青們承擔，不得不說這是一種不幸。

    作為知青中的普通一員，林維楨自認為沒有資格去評判“知識青年”這個人數多達千萬的群體。想做點什么，卻發現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不由生出一種深深的無力感。

    重活一次，并不意味著自己是萬能的，最多只能顧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再多他也是有心無力。

    一整晚沒睡好，第二天一大早，頂著一雙黑眼圈出了門。在胡同口買了兩個包子，騎上自行車回學校。半路經過師大，林維楨突然想起徐寶奇，沒什么猶豫，直接拐進師大校門。

    之前徐寶奇答應幫忙打聽師大出版社的消息，前段時間得了消息專程跑了一趟北大告訴自己，雖然他打聽到的消息沒什么價值，不過這個人情卻不能忘。

    趕到徐寶奇宿舍時，他剛洗漱完，端著臉盆被林維楨堵在走廊里。

    徐寶奇領著林維楨進了宿舍，一邊擦臉一邊笑道：“你不會掐著飯點來的吧？先說好了，老哥最近手頭緊，你可悠著點吃”。

    林維楨倒是聽徐寶奇說過他的情況，作為一個二十六歲的大齡男青年，他去年在學校里談了個女朋友，原本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單身漢，現在也開始精打細算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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