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頁 “但你要考慮到實際情況，你們那個年代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當時的社會環境大不相同，而在大宋，即便是地方官府嚴格執行，可派去執行的人員卻是與地主惡霸勾結極深的本地胥吏。” 范仲淹指出問題的關鍵所在道：“按照后世的話來說，咱們基層的掌控力遠遠不足，一個縣的官員需要靠這些胥吏去執行公務，那么出現包庇、隱瞞也是遲早的事情。” “這一點我當然想到了，你以為我出去這幾年白跑的嗎？怎么不知道地方胥吏的危害？” 趙駿笑道：“對于這樣的上下結構，我早已經研究過。要想瓦解地方胥吏，就必須從三方面著手。” “哦？” 范仲淹來了興趣道：“哪三方面？” “第一是必須要給予他們收入來源，第二是需要給予他們上升空間，第三是給予他們監管力度。” 趙駿說道：“這些龐大的胥吏并沒有納入朝廷的俸祿體系里，收入全靠吃拿卡要，而且沒有上升空間，干著最臟最累最苦的活，看不到希望，那自然會自甘墮落，但有了收入保證，有了上升空間就不一樣了。” “你是指兩稅制，還有胥吏考核？” 范仲淹想起了趙駿在改制當中提到的另外幾個東西。 “不錯。” 趙駿點點頭：“稅務以后改為國稅和地稅，地方稅務留下作為地方開支以及胥吏工資，胥吏當中優秀者可以被縣令推薦前往州府參加考試，考過者再來汴梁繼續考試，過試者就能入仕為官。” 國稅和地稅兩稅制度就不用多說了，胥吏考核跟后世公務員考試不同，而是根據漢代察舉制以及唐宋科舉制結合出來的產物。 漢代如果有胥吏干得好，就會被州府推薦做官，這種形式叫做舉茂才。 科舉則是考進士。 但漢末這種舉茂才的形勢已經形同虛設，察舉上升通道往往被豪門貴族壟斷，當時有“舉孝廉、父別居。舉茂才，不知書”的說法。 所以趙駿把二者結合，讓地方縣令推薦優秀的胥吏參加州試，也相當于科舉里的鄉試。過了州試就能參加吏部組織的會試，考過了就能享受進士待遇，入仕為官。 如此一來，由于地方縣令幾乎沒有能量插手進州府與京城會試的考試級別，通過州試和會試，就杜絕地方縣令推薦親屬，徇私舞弊的做法，很大程度上能夠選拔一些較為優秀的胥吏人才上來。 當然。 由于龐大的胥吏集團有不少人明明非常優秀，但家境貧困讀不起書，文化水平不一定高，因此必然要降低文化難度，以實干為主，學識有一個宋朝秀才水平就差不多了。 相比于死讀書，趙駿更看重的是實干能力。 “嗯，這么一想，由于胥吏被舉薦的資格掌握在縣令手里，又有了地方上的收入，與地主惡霸勾結的可能性確實小了許多。” 范仲淹覺得趙駿給出的東西還挺像那么回事。 “但也就是一時有用吧，這樣縣令就掌握了地方胥吏的上升通道，勢必造成縣令對這些人有極大的影響力，若是那些地主惡霸轉頭勾結地方縣令，那危害就更大了。” 趙駿搖搖頭道：“所以高級官員一般五年一任還是不能套在州縣的下級官吏身上，就以三年一任比較好。三年一般也能做出成績，且和地方牽扯沒那么深，通過地稅和胥吏考核，希望大部分地方縣令把握住機會，鏟除地方毒瘤吧。” “那監管呢？縣令本來就很容易被胥吏欺騙，如何能監管得到胥吏？” 范仲淹又反問。 “農會。” “農會？” “不錯。” 趙駿說道：“各縣應該組織清點每縣具體人口，鄉鎮分布情況，以村莊距離為界，允許村民組織農會。農會成員必須是只有一戶擁有二十畝土地以下的中農、貧農以及雇農組成。” “它的作用是什么？” “自然是幫助地方官府監管地方，間接達到監督的作用。” “你這就扯淡了，先不說農會聽不聽地方官府的命令，萬一百姓拉幫結派，豈不是更容易出現起義的狀況？” 范仲淹表達了不滿。 古代社會權力不下放到基層，而是由地方鄉紳、地主、宗族管理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讓百姓自治，一旦天災年月，那么多百姓聚眾抱團，很容易造成起義。 所以這個策略簡直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然而趙駿也有理由的，他說道：“這是我根據實地考察出來的結果，我發現地方上百姓的積極性還是非常高，只是受到的束縛太多，生產力提升不上來。” “若是組建農會，農會直接對地方官府負責，可以看做是鄉政府，擁有一定權力，如果鄉里出現什么問題，農會應該積極參與管理，并且報告給官府，就非常有助于官府對基層的把控。” “像爭奪水源、村寨械斗，就能夠通過農會和官府進行協調。另外由官府與農會共同組織合作社，官府收購農民手中多余的農具、牲畜、糧倉等，充當公共農具共用來釋放生產力。” “農會組建后，農民互相幫扶，互相救助，這樣也能增加生產力，提高工作效率，我個人認為是一舉多得的辦法。如果你覺得有什么問題的話，那就再商榷吧。” 其實這個辦法除了是趙駿自己考察地方農民百姓認為可以做的以外，還有這也是后世我軍在根據地的辦法，取得了非常不錯的成績。 但拿后世的辦法套在古代，有些可能用處比較大，但有些就不一定能實現，甚至可能起到反效果。 范仲淹還是搖頭說道：“你雖然下了基層調研，可你畢竟沒有長時間在古代農村生活過，有些太過于想當然。雖然你批判鄉紳、地主、宗族管理是封建糟粕，但至少在這個時代，有它存在的理由。” 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