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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時期，邊軍就有約三十萬眾，刨除掉吃空餉，至少也有二十萬。后來范仲淹與王德用帶了兩萬人過去，最近兩年，又陸陸續續調去了八萬，明面上在冊的邊軍就已經四十二萬。

    那么多軍隊在西北，而且又全都歸范仲淹一個人統籌調動，哪怕他是個文官，對于兵權集中在一個人手里的恐懼，還是讓文官集團們感到不安。

    事實上這三年已經發生了太多讓龐大的文官集團感到不安的事情。

    首先是官員權力高度集中。

    政制院成立之后，改革官制，導致原本混亂的官場秩序統一，權力高度集中在政制院，或者說趙駿呂夷簡他們幾個人手里，比以前的宰相權力大得太多。

    百官們對宰相都敵意很大，更別說現在政制院堪比古之丞相，擁有全國范圍的治理權，以及對所有官員的生殺大權。

    所以不少官員對政制院頗有微詞，那些御史和諫官沒事就向皇帝提出取消政制院制度之類。

    沒引起滿朝文武反對，還是因為政制院成立之后，又組建了很多新部門，把原來的那些閑散官員給招募進來任職，有了一批新利益集團的支持，才算是能夠站穩腳跟。

    其次是軍隊權力高度集中。

    歷史上范仲淹去西北，主政官其實是夏竦，而且夏竦也不是一言堂只手遮天，有范仲淹、韓琦等人從旁鉗制，分走了他的權力，讓夏竦難以做到獨攬大權。

    而現在范仲淹去西北，那真就是土皇帝，不僅有所有軍隊的直接指揮權，甚至還有地方治理以及任免官員的權力，真正的軍政一把手。

    要是再讓范仲淹多在西北待兩年，把那些上級將領都換成他自己的人，恐怕就妥妥的一地節度使，割據一方的軍閥。

    在這種情況下，百官們自然會想起了前唐時期，那些不聽從中央調令，稱霸地方的各路藩鎮軍。

    因此面對這樣的情況，百官們相當忌憚。

    朝議的時候，甚至已經有官員以安史之亂為引，暗示趙禎如果不加以節制，立即把范仲淹調回來的話，恐怕會造成難以預料的后果。

    于是接納李元昊投降的聲音迅速壓過了別的聲音，雖然也有人分析認為，李元昊狼子野心，不可能就這樣善罷甘休。

    但大部分官員考慮的從來都不是什么李元昊對大宋有沒有威脅這件事，只會考慮權力過度集中，會不會導致安史之亂重演，范仲淹會不會成為另外一個安祿山這件事。

    所以即便沒有人挑明，可這種明里暗里的暗示顯然也是一種對范仲淹的謠言中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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