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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韓爌，馮紫英卻不太熟悉，甚至沒有見過，只知道此人也是山西士人中的翹楚人物，和喬應甲并稱山西士人的領袖，只不過一個在朝，一個在野。

    但韓爌原來也曾擔任過南京吏部主事和湖廣提刑按察使司的副使，再后來也短暫出任過工部右侍郎，因為和時任首輔申時行不睦，便辭官下野，但這一次很顯然是要重新入朝了。

    一一見禮之后，馮紫英很快就投入到了摻茶倒水的大業中去了，一直到喬應甲和張懷昌進來。

    這基本上是北地士人在京中的大部分精英了，除了一些在野而在外游歷或者說不在京在地方上的北地官員，這一批士人除了馮紫英之外，幾乎都是具備了可以直接出任三品大員以上資格的大人物。

    大周沿襲了一些前明的舊例，那就是辭官下野的士人基本上重新出山入朝的官職不會低于他曾經擔任過的職位，甚至還可能高升一二級，也就是如果你是正四品官員辭任下野，那么你重新出山甚至可能直接坐到從三品或者正三品的職位，所以在大周辭官下野并非什么難堪之事，甚至還會顯示你有堅持和風骨。

    只要你背后有黨人（士人）支持，你認為上司或者同僚與你政見不同甚至矛盾沖突太大難以調和，你都可以辭任，當然這種辭任之前一般都會和統一體系的士人先                    士人先行協調好，這也是為日后復出做好準備。

    當然在馮紫英看來，雖然大周士人也基本上形成了以北地士人、江南士人、湖廣士人為三大派系的所謂黨人，但實際上這并非近現代真正意義的政黨黨人，而主要是以地域鄉黨、同年等為紐帶的朋黨，其中尤以籍貫和工作生活地域為甚。

    比如李三才雖然是籍貫陜西，但是他卻求學于江南，加之長期在金陵、淮安等地任職，所以心理上就更傾向于江南士人的觀點理念，所以這也讓他頗受北地士人攻訐詬病，卻被江南士人引為同黨。

    同樣如張景秋，他雖然是南直隸人，但是因為求學于京師崇正書院，后在保定、濟南等北地大府任職，到了南京任職之后又被皇上欽點擢拔入朝，態度更傾向于皇上，而永隆帝素來不受江南士人歡迎，所以他也勉強可以劃入北地士人體系中，但又因為態度過分傾向與皇帝而受到士人猜忌，所以身份有些尷尬。

    馮紫英一直在認真琢磨整個大周士人體系中的派系劃分與觀點理念的關聯度，他發現這中間還真沒有太大的明確界限。

    也就是說這些所謂士人也好，黨人也好，更多是以鄉人傾向為紐帶，因為往往共同的地域宗族利益能夠形成較為一致的政治理念，同時這其中兼顧了同年同學情誼，再夾雜一些個人感情好惡。

    所以這些士人黨人根本無法算是真正的政黨黨人，其凝聚力和向心力很有限。

    當然作為士人的風骨，他們對如仁義禮智信這些基本的倫理準則卻還是十分堅持的，這一點應該是維系向心力凝聚力的一個基本要素。

    齊永泰進花廳的時候還難掩面上的疲憊，揮了揮手示意大家入座，馮紫英也很知趣地坐在了最下首，緊挨著孫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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