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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話直至午夜放散，他們的議題也不再限于真定，而是擴展到了治國之道，儒學在國家中的地位，甚至涉及到了當前大宋的治國之策。散后劉因回到住所，依然心潮難平無法入眠，他意識到此次又將是元朝平定南朝，混一南北之后的又一場歷史上的大變局。

    蒙元之前，北方游牧民族曾經屢次征服華北半壁山河，卻未能平定江南，一統華夏。而元朝則是第一個游牧民族所肇建而統治全中國的征服王朝。其統一中國，一方面結束了晚唐以來四百年的分裂與擾攘，另一方面卻對中國—尤其是江南—的文化與社會秩序造成甚大的沖擊。

    劉因知道古來建立征服王朝的各北方民族中，蒙古人與漢文化差距最大，因而對中原傳統尊崇最少。蒙古滅金之際，中原地區遭受兵炙之害極烈，當地社會文化亦受到巨大破壞，漢族文人甚至有“天綱絕，地軸折，人倫滅”的毀滅感。

    忽必烈即位后，元朝政府表面上已采行漢制，但對中原文化及社會傳統的尊崇仍多局限。元廷對各民族文化采取一視同仁的態度，對各種思想與宗教不偏不倚，并予尊榮。中原儒士亦面臨兩種思想的新壓力。

    宋末國勢不振，北方外族侵擾，江南文人思想發生轉變，之中少數儒者揚棄儒家傳統的文化普遍主義與天下觀，而認為“中國”即漢族，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鐘也，人心之會也，衣冠禮樂之所卒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換言之，中國為一具有共同土地、血緣、歷史、文化的民族，因此對夷狄具有強烈排斥感。

    不過在宋元之際，與文化主義的華夷觀相較，這種“原型民族主義”在士大夫之間并不占有上風。士人對蒙元政權之能否接受，決定于個人對“夷夏”、“行道”、“忠君”等等觀念孰輕孰重的評估，與個人利害吉兇的抉擇。

    劉因學于南朝傳入的理學，受到南北學說的影響，他及幻想大一統的美好，又苦于夷族統治下的煩惱。從而醉心于學問，放棄入仕的念頭，但也讓他們的生活陷于清貧，又使他墜于矛盾之中，感到前途渺茫。

    當下南北之戰再起，蒙元潰敗，南朝重新崛起。從民族和儒學的傳承上，劉因自然在心理上傾向于南朝，但又因身在中原，不免對南朝的入侵感到憤懣。而此時南朝兵臨城下，為解救城中數萬百姓他勸說史格出降，心中卻又覺得飽受屈辱。

    劉因在良心和委屈間飽受煎熬之際，南朝皇帝又言及他將因此而身敗名裂，起初尚不在意，自己為民請命，挽救數萬百姓生命，他又何必在意自己的得失。但在這成否未定之時，細思之下自己真的被人當傻子‘耍了’。

    真定請降之事若成，自己滯留在南朝軍營之中，而王思廉和陳孚等人不畏生死星夜回城‘勸降’史氏歸降。不僅有了拯救萬民于刀兵之下的大義，且使南朝兵不血刃完整的得到這中原重鎮，自然是大功一件，得到南朝的封賞，前途似錦，至于史氏的歸宿則已經不重要了。

    他自己為質的功勞未必有人提及，恐怕首先要得一個借機主動‘投宋’，出賣舊主的惡名，為真定百姓所唾棄，讓元廷恨之入骨了。而他在談判中對南朝頗多頂撞和譏諷，得罪了南朝君臣，那下場也不會太妙。

    此事若敗，王思廉等人自然可以躲在城中不回，并為史氏守城出謀劃策，雖然未來命運尚不可知，但暫時可保性命無憂。而南朝皇帝盛怒之下，自己這個人質必定被拿來誓師祭旗，連自己的老妻也會被牽連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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