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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看著呈上來的有關河北、山西和山東的《晴雨錄》，趙昺將其中有用的信息摘錄出來，一一進行驗證，這是個極為繁瑣和考驗耐心的工作。

    要知道二次北伐，宋軍才進入河北等地，而事務局的探子活動范圍也是有限的，無法準確記錄當地的氣象資料，有的年份只是一個月發生的氣象情況，或是從行商和旅人口中獲得的某地下了大雨成災，或是干旱導致土地龜裂，河流斷流等等。

    另一個方面以現在的科技水平，即便做了詳細記錄，同樣無法如現代有數字進行客觀表述，往往只是微冷、寒冷、需添衣，或是酷熱、悶熱、甚于往年等，借助體感的概略之詞，缺乏具體標準的記錄。

    這就讓趙昺難以對當地氣候變化做出精確判斷，而這就要借助其它方面的資料，不只是限于當地的天氣記錄，就還涉及到農業的豐歉，物價漲落、災害的大小，甚至當地流行的民間諺語，來進行推斷。而此次引起他的警覺，就是因為地志中幾句俗語。

    徐宏看陛下進入工作狀態，也不宜再詳問，因此也就有給皇帝加了個燭臺，剪了燭芯，讓屋里更加亮堂些。而后悄悄的退出了皇帝寢室，虛掩上門，叮囑了兩句值守的侍衛，才到隔壁的房間和衣躺下。他也要抓緊一切時間休息，因為皇帝的精力太過旺盛了，否則是真熬不過其。

    趙昺要將各種記述分別按照地域謄摘到紙上，然后再加以分析，而做完初步工作，外邊傳來更鼓聲，已經是丑時了。他揉揉有些酸澀的眼睛嘆口氣，本想一氣呵成分析出初步結果，但是也覺得疲憊了，而明天還要繼續行軍，想想還是吹熄了燭火，睡上一會兒。

    但是剛剛用過腦子，一時間哪里又睡得著，趙昺回想著剛剛自己做的事情突然笑了。按照制度，他剛剛書寫的文字都會記入檔案留存起來，若是有幸能存留到現代讓后人發現，自己是不是又要多一個‘氣象學家’的名頭。

    要知道古代社會雖然早就出現了相關氣象記錄，但是就如讓自己感到困頓的一樣皆是只言片語的記述，根本不成體系。而他還記的前世中的科學家為了了解古代氣候變遷，不得不借助古代的詩詞有關描寫來做出判斷。

    而具趙昺所知古時歷朝歷代的皇帝雖然也關心地方雨水情況，但是雨水上報主要還是看皇帝個人需求，并沒有形成一種制度，而真正的雨澤奏報制度是產生在清代。

    清代皇帝深知雨水情況與農業收成、地方治亂的關系，因此他們對雨水情況十分上心，便將前代氣象呈報的做法加以變革，推出雨澤奏報制度。各直省需進行氣候，尤其是雨雪的測量，并逐級上呈朝廷。

    有學者指出，清代的雨澤奏報制度應發端于康熙時期，因為其不止一次地表達過他對農業的關注，“農事為民生之本，必雨雪以時，庶春耕不誤，秋成可望。”而具推斷蘇州織造李煦是此事的最早發端者，其上呈的“蘇州得雨并報米價折”，可以看作是雨澤奏報制度的開端。

    不過事實上，李煦除了奏折外，還向皇帝呈報了另一種氣候記錄——“晴雨錄”，一種更為細致的氣象記錄。“晴雨錄”需要人們日夜值班，把十二個時辰的天氣都詳細加以記錄。晴、陰、雷、雨、雪、霧和風向等情形都需要被記錄在晴雨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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