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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昺還記的蘇轍受哥哥蘇軾烏臺詩案的影響，被貶為監筠州鹽酒稅。他描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暮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

    蘇軾友人王頤被任命為建州錢監監官，其也寫詩送別他，其中講：“河車挽水灌腦黑，丹砂伏火入頰紅”“未能便乞勾漏令，官曹似是錫與銅。”詩文雖美，工作之艱苦可以想見。試想就大多數讀書人來說，這類職務是多么不容易適應。

    而宋朝還流行一種做法，即處罰犯有過錯的官員，讓他們去擔任監當官。這些人的官階較高，通常一段時間后就會重新被提拔。這批人的加入改變了監當官的構成。但是，做監當官成為一種懲罰，這更使人輕賤監當官。

    趙昺卻知道由于他推行‘發展工商’的政策，加之江南商業的恢復，設監當官的機構已經具有相當規模。機構既多，監當官的數量也就大，江南監當官的總數他不清楚，但估計算下來也應有近萬員。而這還只是一部分，因為現在內廷設置的機構還代行部分朝廷場、務、院、倉的職責。

    可以想見監當官在大宋官僚隊伍中是個龐大的群體，也是維持國家機器得以穩定運轉的基石。但是他們從事著最為艱苦的工作，卻地位低下，俸祿微薄。趙昺清楚可以用情懷和嚴刑律法讓他們敢于奉獻，終于本職。

    不過趙昺也明白僅僅靠此是難以長久的，畢竟在一個看不到前途，又干著最苦最累的工作，甚至也要同軍卒一樣冒著生命危險奔走于戰區，卻無法拿到他人豐厚的薪酬，心理難免會失衡，從而做出非法的勾當。

    當然趙昺也知道監當官中也不乏貪官污吏。有些收商稅的稅場監官，縱容手下人敲骨吸髓般地壓榨勒索過往商人和百姓，人們把他們把持的稅場稱為“法場”。倉官吏與運鹽官吏互相勾結，往鹽里摻入雜物，竊取所馀鹽，偷賣牟利，從而坑害買鹽者等等。

    這些官吏損公肥私的同時，坑害了百姓，也損害了國家利益。趙昺清楚在現下的社會背景下，也是在所難免甚至是必然存在的。但是付出和得到的失衡也是這些基層監當官作奸犯科的重要因素之一。

    他也清楚人往往欲壑難填，高薪也不一定能養廉，可要革除弊端，也要相應的提高這些基層官吏的待遇，使其所得可以支撐相對富足的生活，獲得升遷的渠道，他們才能夠為朝廷真心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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