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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皆是如此，中丞也不必過于執著上諫之事，想想歷朝歷代名士大儒皆已輕徭薄賦勸諫帝王，又有誰得以真正的實現呢？”李思衍以此勸道。

    “史載，夏、商兩代，徭役比較輕微，大約每個男性壯丁，每年只需要服役一至三日。到了周代，力役之法變得繁密起來，已有所謂兵役、徒役、胥役、鄉役等種種服役類目，百姓服役時間也有所增加。而世代儒家反而皆推崇周，這有做何解呢？”

    “嗯，周之后，歷代徭役和賦稅皆是逐代增長，這確是事實！”崔彧點頭道。

    他也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周代實行“井田制”，八家為一井，八八六十四井為一甸，每甸五百余家，是一個徭役單位，其服役人數按土地好壞分為上、中、下三等，朝廷設有司徒，專門負責依據每家每戶的土地好壞來定出役多少。

    政府還設有族師，負責查驗民眾多少來定每個人服役的先后順序；設有鄉大夫，負責辨別老百姓的老幼，以確定每個人需不需要服役。這些專門官職的設立，也表明周代的徭役要重于前代，想受到后世推崇，不過是在形成制度后相對各自所處時期而言要輕而已。

    “楚國大夫伍舉主張輕徭薄賦，楚靈王造章華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曲欄拾級而上，中途得休息三次才能到達頂點，故又稱三休臺。完工后，楚靈王與大夫伍舉一起登臺曰：‘高臺很美吧？’其言‘夫君國，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斗且也言‘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足見戰國時期百姓被壓榨的情況之重，儒家才提出薄其稅斂。”李思衍又道。

    “始皇統一全國后，對外不斷征戰，對內大興土木，營建阿房宮，動用七十萬人；驪山修始皇陵，動用七十萬人；北筑長城，動用五十萬人；屯戍嶺南動用五十萬人；北防匈奴三十萬人。僅這幾項征調就已動用勞力近三百萬人，使得民力耗盡，凍餓而死者陳于途中！”不忽木也言道。

    其他兩人聽了也黯然點點頭，同先秦相比，秦代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出現了“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的嚴重局面，到秦二世時，“賦斂無度”，“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使社會生產力受到嚴重摧殘。

    “秦朝滅亡之后，西漢建國之初，以清凈無為治天下，希望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效果。在財政上主張上求薄而民用給。自高祖確立始，直到景帝時，依然繼續執行無為而治，輕徭薄賦之策。不過，漢朝的輕徭薄賦也只是相對于秦朝的橫征暴斂而言，漢朝稅賦田租為十五稅一或三十稅一，確是不高。但增加了賦的種類，人頭費、更賦、獻費、戶賦，鹽鐵等皆需繳納。”崔彧言道。

    他的一番話，讓眾人皆點頭，可見盡管漢朝標榜輕徭薄稅，實際田租在全部賦稅中其實只占小部分。也就是說，老百姓雖然可以少交田租，但是自身的負擔依然相當沉重，只是相對秦朝來說稍微好一些而已。

    所以當下崔彧心中同樣明了，后世歷朝的統治者亦都標榜自己“輕徭薄賦”，但歷朝輕徭薄賦政策實行的時間都不長。一個新王朝在建立之初，開國之君由于親眼見到橫征暴斂導致人民起義和前朝的滅亡，因此能夠注意減輕對人民的剝削，實行一些輕徭薄賦的政策。

    但是政策的執行在現實層面也會大打折扣。即使是新王朝建立初期實行的輕徭薄賦政策，要廢除前朝的繁重稅賦，但是由于國家賦役制度的混亂，以及財政困難、軍需緊急的雙向制約，有關廢除加征的諭令形同虛文，私征暗派十分嚴重。

    然而，隨著政局穩定，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政府財政收入增加，統治集團的貪欲也隨之增加，橫征暴斂現象重新出現。旦有天災兵禍，兵馬過往不息，加上河工城防、土木工程，徭役非但不能輕減，濫加差役派夫反而成為突出，就算統治集團厲行改革，也依然無法做到輕徭薄賦。

    “多謝左丞的開解，吾過于執著了！”崔彧想明白了，輕徭薄賦只是儒家的一個夢而已，并無法在現實中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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