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方面的政局依然不穩(wěn)，其實還是錢鬧的。鐵穆耳新君繼位，當然要大賞天下，尤其是那些有擁龍之功的宗王和近臣，這耗費掉了蒙元朝廷不多的積蓄。而為了彰顯新君武威的立威之戰(zhàn)，那就是負債經營了，解決的辦法還是發(fā)行新鈔，又造成了一輪新的經濟危機。

    盡管幾位輔政大臣極力維持局面，但缺錢依然如噩夢般揮之不去，好在抄了桑哥家所獲還不至于讓內廷揭不開鍋。可是真金留下的治國之策讓鐵穆耳不敢擅改，本意是通過經濟來遏制那些入衛(wèi)宗王，可朝廷收入不足以支付他們所需，事情也就尷尬了。

    那些來自草原們的漢子哪里會種地，所以分給他們的那些屯田不是變成了牧場，就是交由投下耕種，或是干脆出租給那些流民，他們收取租賦。但是這些收入和朝廷提供的軍費不足以維持他們所耗，那么就要由當?shù)氐难瞄T解決，可地方財政收入又采取包稅制度，由專門的稅官收取，他們也無能為力。

    于是乎真金的遺策缺陷暴露無遺，根本難以實施，地方不得不通過增加那些平民的稅賦，榨取地方商賈和豪強，這又引發(fā)了新的矛盾。而那些宗王軍為了彌補不足，在轄地設關收稅，或是動用軍隊經商和走私，甚至向南朝販賣戰(zhàn)馬。

    如此一來蒙元地方政府成了受氣包，他們即無法達到朝廷的要求，只憑日趨羸弱的鎮(zhèn)軍，又惹不起那些兵權在握的宗王們。萬般無奈之下，一些官員選擇了得過且過，一些人干脆與宗王們沆瀣一氣，相互勾結謀求個人利益。

    那些地方豪強同樣日子不好過，他們要向主子繳納供奉，還要應付地方官員和宗王們的敲詐，也是苦不堪言。這些人多是那些被削爵的世侯，在朝中有著盤根錯節(jié)的勢力，又有多年橫征暴斂之下獲得的巨額財富，本就是一股不可輕忽的勢力，他們能做的除了加大對屬民壓榨外，也設法壯大實力以求自保。

    最倒霉的依然是底層百姓，他們受到了朝廷、地方、宗王和地方豪強們多方的欺壓，許多家庭破產，而留給他們的出路不多，除了賣身為奴，就是鋌而走險嘯聚山林。一時間各處動亂不止，尤其是壓榨最深的河南、山東、山西等地盜寇最為猖獗，他們不僅攻州掠府騷擾地方，甚至在中書京畿地區(qū)也是動亂叢起。

    面對日益糜爛的形勢，鐵穆耳同樣頭疼，他也希望能夠整肅吏治，重振皇威，可上有先汗遺訓，干政的太后，也覺有心無力。幾位重臣試圖改變現(xiàn)狀，但面對復雜的政局，窘迫的財政狀況，安童幾位顧命大臣也明白這種頭疼醫(yī)頭腳疼醫(yī)腳的策略難改當下的局面，而只有實施徹底的改革才是出路。

    可面對日益消沉的新汗，權勢熏天的太后，他們又能有什么作為。而他們也清楚多年的積弊已經根深蒂固，想要變革必定會觸及各方的利益，外邊又有野心勃勃欲以北伐的南朝，稍有不慎不僅使朝廷更加混亂，不僅傷及自身，還有亡國之危。因而也只能左撐右支勉力支撐危局，難改朝廷權威日益衰弱的趨勢……

    趙昺清楚當下蒙元形勢，如前所想已成諸王割據(jù)，群盜爭雄的局面。那些奉調進入中原地區(qū)的宗王軍和侍衛(wèi)親軍，雖然成為防御大宋進攻的支柱，但是也成了動亂之本。短短數(shù)年時間，他們已經做大，朝廷難以遏制，地方畏之如虎，豪強恨之入骨，而諸王之間也是矛盾重重，為了各自利益沖突不斷。

    在這種政局混亂不堪，地方官府面臨一連串的軍事危機下支撐不住了，宗王軍他們無權調動，且也用不起。而地方鎮(zhèn)軍早已糜爛不堪，毫無戰(zhàn)斗力，根本無力鎮(zhèn)壓盜匪。于是他們不得不另想辦法，將目光放在了當初真金力主建立的鄉(xiāng)兵身上。

    鄉(xiāng)兵其實就是亦兵亦民的民兵組織，他們農閑時訓練，忙時耕種，裝備和兵器自備，保護家園抵御盜匪，國家不給軍費，但是這些鄉(xiāng)兵此時已經是各地豪強和大戶的私兵。過去忽必烈擔心世侯叛亂，通過分化瓦解將他們的軍隊肢解，削除了兵權。

    而今在朝廷勢衰，為遏制宗王軍的情況下重新組建，那些曾經的世侯有錢有經驗，他們便以建立鄉(xiāng)兵為名，招募逃民組織訓練，并提供糧餉和土地，使他們成為自己的私人武裝。地方政府發(fā)現(xiàn)這些鄉(xiāng)兵戰(zhàn)斗力遠勝鎮(zhèn)軍，打仗悍不畏死，盜匪不敢掠其鋒，且管理方便。

    于是乎朝廷便開了募兵的口子，讓各地州府可以募集非軍戶參與軍事行動，剿滅匪患，保境安民。如此就有一支被稱為‘毛葫蘆’的特殊群體誕生，他受雇于朝廷作戰(zhàn)，一時成為地方武力的支柱，連那些宗王軍也不敢輕易招惹他們。

    早在北伐時期，趙昺就著手布置事務局收編韓寇和盜匪，在京東一帶活動，負責收集情報制造混亂，為來日再戰(zhàn)提供支援。這些組織于是在大宋的支持下，利用蒙元亂局迅速發(fā)展壯大，他們占據(jù)險地結寨自守，襲擊官軍，劫掠商賈，不斷發(fā)展壯大。

    但是最近這些武裝遇到了對手，遭到‘毛葫蘆’軍的進剿，許多山寨被攻破，損失慘重。趙昺起初聞報后十分驚訝，以他所知歷史上確實興起過這么一支武裝，不過他們起源于元末亂世，興起于明代，現(xiàn)在提前出現(xiàn)了。可想想也不奇怪，自己現(xiàn)在把蒙元折騰的夠嗆，使得其的末世提前到來了。

    以趙昺所知，毛葫蘆兵其實就是蒙元朝廷的雇傭兵，而之所以獲得這么個奇怪的稱呼，還是源自于他們的武器。我們今人射箭說裝箭的容器叫箭囊，或者叫箭筒，箭袋，反正不離個箭字。古人則管裝箭的容器叫“胡祿”。

    箭囊有很多種，有的是直筒型，和現(xiàn)代的畫筒差不多大；有的只有女式小皮包那么大，即擠壓式箭囊。這種擠壓式箭囊內部折疊了一層毛皮，用這個毛皮把箭頭擠住，然后露出箭的大部分箭桿，方便取箭。毛葫蘆的意思就是留著毛的擠壓式箭囊，也就成了這些兵的俗稱。

    一開始，毛葫蘆也只是鄉(xiāng)人自發(fā)組織的民團一類的武裝力量，政府拿得出真金白銀來犒賞，支持政府的義兵自然紛起。而且多有礦工參與，“內、召、盧氏之間，多有礦徒，長槍大矢，裹足纏頭，專以鑿山為業(yè)，殺人為生，號毛葫蘆”。

    這些悍不畏死的亡命之徒主要分布在豫西和京東等暴亂頻發(fā)的地區(qū)。豫西連結川、陜、鄂三省，地形結構復雜，山區(qū)面積廣大，官府控制相對疏松，山民勇猛彪悍。朝廷最先在金、商等地招募毛葫蘆軍，最初編制為“七人自相團結”。朝廷招募后規(guī)模不斷擴大“其人千百為群”，由角腦進行約束，角腦為頭目的別稱。

    真金白銀賞出來的武裝，只用來保地方平安？趙昺以為未必，大元沒那么富裕。以他所知直到蒙元至正十四年，元政府設立南陽等處毛葫蘆萬戶府，“募土人為兵，免其差役，令討賊自效”。

    當時，江浙鹽販張士誠于高郵地區(qū)率眾抗元。元廷派軍討伐，毛葫蘆軍即為先鋒，“及抵其城下，毛葫蘆軍已有登其城者矣”。明洪武元年，徐達北伐，進入河南，盧氏一帶的毛葫蘆負隅頑抗，明軍敗之。此后，毛葫蘆殘部被明廷收編，長期沉寂民間，成為地方民兵。

    由于毛葫蘆兵用起來實在方便，在大明王朝的下半場，毛葫蘆兵才再度崛起，他們參與了明代一系列的戰(zhàn)爭，被頻繁征調各地，在解除國家內憂外患方面發(fā)揮了巨大作用，極大彌補了政府軍的缺陷。他們雖不是主力，但從未缺席，成了大明后半場當之無愧的救火隊。

    但是能否成為當下阻礙自己收復中原，幫助蒙元續(xù)命的救世主呢？趙昺認為肯定會給自己造成些麻煩，卻無法阻擋自己北伐的腳步。

    因為從軍事角度上來分析，首先是毛葫蘆兵自身戰(zhàn)斗能力的局限性。縱觀毛葫蘆兵的履歷，可以看到這支出身豫西的武裝力量擅長翻山越嶺搜索游擊隊，但不擅長平原列陣。其在南方水網密集之地戰(zhàn)斗也毫無優(yōu)勢。而且，朝廷調集各路地方軍共同行動，除了戰(zhàn)術上考量外，更是為了防止由單一軍隊平亂而導致的坐大現(xiàn)象。

    其次戰(zhàn)爭空間跨度范圍極大，毛葫蘆兵作為地方武裝，在組織調遣上難以統(tǒng)一協(xié)調。如果軍隊自主性強，任其發(fā)展將對朝廷構成威脅，也難以建立起長期有效的互信機制。所以在其發(fā)展過程中朝廷定先是賞賜拉攏，隨后嚴加防范，對毛葫蘆軍加以限制，削減軍隊數(shù)量。征調其他地方后，也會受相應的上級指揮官的調度，由監(jiān)軍進行嚴密的監(jiān)控，不會任其壯大。

    總之，一支新興的地方武裝也難以改變歷史的大勢，不會成為蒙元的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