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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安皇宮后殿的氣氛有些沉悶，在座的除了趙昺，還有陸秀夫、文天祥和王應麟，及兵部尚書陳任翁、樞密院副使韓振列席。這次會議應該算是特別會議，專門商討‘閬中事件’的應對之策。

    此時兩份文卷在幾個人手中傳閱，一份是川蜀制置使劉師勇及第十軍都統(tǒng)張達兩人關于閬中事件始末的聯(lián)名上書和一份來自蒙元方面的所謂‘捷報’。而在趙昺手中還有一封來自事務局川蜀站的報告，這份報告是在‘閬中事件’發(fā)生的次日第一時間就通過自有渠道傳回了臨安，比之蒙元朝廷獲悉還要快上兩日。

    來自現(xiàn)代的趙昺同樣清楚通訊的重要性，他在收復江南后就利用蒙元方面設置的完備驛站系統(tǒng)重建了自己的消息傳遞網(wǎng)絡。同理，每收復一地最先恢復的就是驛站系統(tǒng)，以便朝廷能夠在獲知后盡快做出反應。以致軍中皆言，最快的船和最好的馬都不在軍中，而是歸驛傳系統(tǒng)所有，可驛站就是皇帝家的產業(yè)。

    所以趙昺已經(jīng)通過事務局方面最先了解到閬中事件的內容，但是探子們終歸不是軍事出身，對于戰(zhàn)斗經(jīng)過描述的有些含糊不清，但也足夠他對事件的性質做出判斷。而劉師勇兩人的上書則詳細描述了戰(zhàn)斗的始末，更為專業(yè)，也便于判斷失利的原因。

    結合三份報告，可以看出事件的發(fā)生是件有預謀的，而主要原因則是來自于蒙元方面的內斗和汪氏對利益的爭奪。因而起因絕非是汪惟孝所稱的是突發(fā)事件，也不是劉師勇所說的雙方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發(fā)生的遭遇戰(zhàn)，應該算是件政治事件。

    趙昺據(jù)此分析，還原了事件的本來面目。事件的起因應該是在雙方和議簽署后，汪氏不愿意放棄既得利益，而與試圖獲得儲位的甘麻剌一方相勾結。闊闊真方面因為鐵穆耳長期滯留大宋，將此歸結于汪氏，從而栽贓陷害汪平昌，以此打壓汪氏，試圖逼迫其遵旨退出西川。

    至于這場戰(zhàn)斗宋軍遭受了不小的損失，但也絕沒有蒙元方面捷報那么夸張，反而是他們的損失要大的多。不過歷來戰(zhàn)爭都是這樣的，虛報戰(zhàn)功也是難以消除的頑疾。不過其中也有個規(guī)律，越是宣揚的大勝，其實往往背后就是慘敗；而彼方宣傳損失慘重，其實卻不一定有那么大。

    不過趙昺也從這場戰(zhàn)斗中看出戰(zhàn)斗形勢的改變，而其中也有教訓。據(jù)張達報稱，此次與汪氏發(fā)生沖突的是第十軍三師二團，他們受命乘船溯江而上前往閬中地區(qū)接收。因為汪氏一直不肯遵守和議退兵，雙方時有沖突，因此各部都十分警惕，他們一邊遣人與汪氏方面聯(lián)絡，一邊在渡口構筑了營壘。

    汪氏方面當然是拒絕退兵，理由自然是千千萬萬，于是宋軍派出先遣營向閬中城偵察前進，途中遇到敵兵正驅趕城外百姓向漢中方面前移。要知戰(zhàn)爭的起因雖然各有不同，但古代戰(zhàn)爭的目的皆是人口、土地和資源，而宋蒙間的協(xié)議是不準遷民，不得破壞耕地及生活、生產設施和房屋。

    先遣營見狀上前阻止敵軍驅民，而蒙元方面不但不停止，反而開始屠殺不肯走的百姓。宋軍與敵爆發(fā)了沖突，己方兵力占優(yōu)，但仍然保持了克制，雙方只是發(fā)生了打斗，敵軍不敵撤退。但很快又有大批敵軍趕到，仍然試圖將百姓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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