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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吾與陛下初遇于疫船之上，彼時陛下年不及六歲，尚是一頑童，宛如昨日。而如今已然兩次率軍北伐，兵威中原，讓蒙元乞和。現(xiàn)下又能對天下大局及士心民意，剖析的如此細微，真是讓吾感到老了，是該歸鄉(xiāng)含飴弄孫啦！”劉黻聽罷輕嘆口氣道。

    “劉相拗贊了，我見識尚淺，妄言天下，見笑了！”趙昺擺手笑道。

    “陛下勿要過謙，言及之處卻有獨到之處。前人之學、祖宗之法，我們后人不應(yīng)過于拘泥，從而束縛住自己的手腳，止步于當下，徘徊不前。”應(yīng)節(jié)嚴道。

    “陛下能有如此論斷，可謂正應(yīng)當下形勢。而今儒家各學派爭于浮表，而止于踐行。每有分歧，便大肆褒貶他人之學。其實正如陛下所言，其所爭本質(zhì)還是利益之爭，而忘了大義。”陸秀夫言道。

    “南渡初年，隨著紹興和議的達成，高宗在朝政趨穩(wěn)的形勢下，也意識到書院已經(jīng)有逐步取代官學之勢，且流派繁多，學派林立進而引發(fā)朝局的穩(wěn)定。”王應(yīng)麟言道，“高宗皇帝再次倡儒，以之為正統(tǒng)，重建官學，恢復郊祭，修寺觀、尊神明、立皇權(quán)。試圖提倡確立國學正道，以消除民間邪教。”

    “不過此時書院已然成為學儒的主體，理學漸居上風，得到了很好的普及與弘揚。后被確立為官學，但與官學主流意識形態(tài)發(fā)生沖突和斗爭，以致盛極而衰，被執(zhí)政者定為偽學。此后雖有恢復，但以大不如前，反而成為持不同學說者黨同伐異相互攻擊的工具，以致朝堂動亂，太學生為奸佞引入歧途。”

    “嗯，正是如此！”幾人對其所言深以為是，皆點點頭。

    “朕也以為，太學生動輒就搞伏闕上疏之事，是有些朝臣正是看出他們年少輕狂，敢于直言的弱點，對他們加以利用。不過朕以為受蒙蔽者終是少數(shù)，畢竟只是支流。縱觀我朝百年間太學生干政，總還是功多于過的。”趙昺言道。

    他此時已經(jīng)意識到眾臣對自己對學亂進行打壓還是持保留態(tài)度的，但是他也知道理學官學化以后，在政治權(quán)益方面，知識分子似乎爭取到了一定的話語權(quán)，獲得了某些自己所追求的東西；但在思想的創(chuàng)新度與開放度上，卻飽受官學化勝利后所帶來的負面后果，而他們也欲強制推行自己的政治觀點，從而引發(fā)反彈，導致盛極而衰，開始走下坡路。

    士子一方面，由于受到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約束與干預，士大夫知識分子在言論自由度上，反而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理學由于受到官學優(yōu)越感的左右，他們也習慣壓制思想政治上的不同聲音。而太學生們也要做“無官御史臺”，“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干預朝政。

    但就當時太學生的構(gòu)成而言，富貴人家子弟占有相當比例，在污濁的政治環(huán)境下，他們熱衷于高官厚祿者為數(shù)頗多，太學生隊伍中個別受人賄賂褒貶不公者有之，見風使舵者更是屢見不鮮。有些執(zhí)政大臣也看門道，學會了使用通過太學生左右輿論的策略，最突出的就是兩個奸相秦檜和賈似道。

    “陛下的評價十分中肯和實際，此次學亂背后亦有人挑動，但據(jù)臣所查朝中官員并未涉及，而是士紳從中挑唆。”陸秀夫言道，“蒙元占據(jù)江南十余年，他們重利輕儒，官學皆被廢棄，士子只能入書院求學。而各地相阻，加之蒙元多年為開科舉，書院之間的交流也基本斷絕，形成故步自封，閉門造車的氛圍，導致各學派之間成見愈深。如今我朝重歸江南，但形勢已變，儒士們卻仍以舊時觀念視之，沖突也就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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