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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朱熹所學是來自于家庭和老師，承襲了二程‘洛學’正統，從而為自己以后的學說奠定了基礎。而陸九淵所學則是來自家中的藏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以為孔子之后其學“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但其中更多的是來自于自己的思考和見解。

    “不過吾以為他們之間只是學術上的分歧，而非根本上的矛盾。起碼在‘義利’上的觀點上是一致的，如此在道問學與尊德性兩種修習方法上有著統一點，認為無論是讀書，還是考科舉，都是為了義，為了公，而不是為了利，為了私。”趙昺言道。

    “嗯，確是如此，朱陸兩位高賢入仕后，皆對時弊進行了革除，做了于民有益之事。”謝枋得道，他對兩人的品德上也沒有什么疑義。

    朱熹在入仕期間，已意識到“妄佛求仙之世風，凋敝民氣，耗散國力，有礙國家中興”的弊端。淳熙十六年，詔命其知漳州，他到漳州赴任后，全部施政變革，主要體現在正經界、蠲橫賦、敦風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

    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詔求臣民意見。朱熹應詔上封事，力陳反和主戰、反佛崇儒的主張，詳陳講學明理、定計恢復、任賢修政的意見。隆興元年十月，應詔入對垂拱殿，向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論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學，反對老、佛異端之學，二札論外攘夷狄之復仇大義，反對和議，三札論內修政事之道，反對寵信佞臣。

    陸九淵認為任賢、使能、賞功、罰罪是醫治國家疾病的“四君子湯”。光宗紹熙元年陸九淵被任命為荊湖北路荊門知軍，當時，金兵南侵壓境，荊門地處南宋邊防前線。其看見荊門沒有城墻，認為這個行政區域位于江漢平原，道路四通八達，南面捍衛江陵，北面支援襄陽，東面守護隨州、鐘祥，西面扼守宜昌；荊門鞏固，四鄰才有依靠，不然就會腹背受敵。于是，下決心修筑了城墻。

    陸九淵還大刀闊斧地改革荊門軍的稅收弊端和不合理的體制以及官場的陳規陋習。外地的商販紛紛前來荊門做生意，使荊門的稅收日增。他推薦或提拔下屬，并不看重資歷與出身。他認為，古代錄用地方官員，由于不受資歷和出身的限制，表現好壞便容易區別，后世斤斤計較資歷和出身，有無政績就不容易判明。

    陸九淵清正廉明，秉公執法。有人告狀，他不拘早晚，親自接見受理。斷案多以調解為主。如控訴的內容涉及隱私、違背人倫和有傷風化的，就勸說告狀人自動撤回上訴，以便維護社會道德風尚的淳厚。只有罪行嚴重、情節惡劣和屢勸不改的才依律懲治。所以民事訴訟越來越少，到上任第二年，來打官司的每月不過兩三起。

    “他們官做的很好，官聲也不錯，為何又不做了，或是做不下去了呢？”趙昺反問道。

    “因奸佞當道，又因他們一心向道，不愿入仕！”謝枋得道。

    “吾卻是不這么認為？”趙昺搖搖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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