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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蠢！”趙昺將譯文扔在桌上恨恨地道。

    “陛下息怒！”在旁的王德聽了心中一驚，他跟誰陛下多年，皇帝很少以此語評價一場戰斗，可見他有多么氣惱了。

    “朕無事！”趙昺擺擺手壓下怒火道。

    他十分清楚襄樊的戰略價值在于其‘七省通衢’的地理位置，它之所以重是因為此為三江交匯之地，北面就是南陽盆地，至此直到黃河皆無險可守；南面是江漢平原，直達南嶺，東可達長江之盡頭，西出漢中進入川陜。

    對于南方政權，襄樊失守，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長江天險不再是天險，門戶洞開之后便是大片土地是無險可守，直接威脅到首都臨安。因此在蒙宋之戰中襄樊失守后不到一年，宋京西南路的一府八州軍，有七個州軍全部失陷。

    而對于北方政權來說，襄樊失守，則南陽危。南陽危，則黃河之南無憑，河南之地盡失，中原唾手可得。對宋軍來說，兵鋒可直指大都，側擊可得陜甘，隔斷川蜀。如今僅為避水患就輕易放棄樊城，重新為敵所拒，使得襄樊可以得到河南之敵的增援。

    張霸舍樊城而駐鄧城的舉動更是將自己置于三面受敵的險地。至于鄧城，趙昺也并不否認其的軍事價值，但是其的價值只是體現在戰術上的，而對當下宋軍攻取襄樊的戰略上影響有限。

    在宋室南渡之前，鄧城其實只是一個樊城外普通的一個村莊。南渡后隨著作為京西重鎮的襄鄧地區不僅成了南宋重要的軍事屏障，而且成為宋金對峙的邊境地帶。紹興三年，襄鄧地區被偽齊將李成所得，劉豫在此建立“大齊”傀儡政權。紹興四年，岳飛率軍一舉收復襄陽六郡。

    由于南宋對金人入侵的態度采取的是“議和為主”，而襄鄧地區被岳家軍收復后，金兵一時拿不下襄陽，襄鄧就成了宋金對峙的地區，而襄陽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優勢日漸凸現，“省鄧城入襄陽”已是大勢所趨。南宋隨后將鄧城設鎮。

    但是鄧城最終是作為宋金物資交易的互市榷場，以守臣措置，通判提轄。場內貿易由官吏主持，商人須納稅、交牙錢、領證明文件，鄧城自此人口密集、商貿繁榮。宋朝如此一方面方便了雙方的物資交流，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目的，達到“以求和解”。

    蒙元爆發戰爭后，襄陽再次成為爭奪的焦點，京湖安撫制置使呂文德貪圖錢財，收受賄賂上書恢復榷場。從而犯下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錯誤，他竟然允許蒙古軍在樊城外置榷場。于是蒙軍很快的就進筑起了堡壘，一下子就斷絕了襄陽的糧道。

    當時蒙軍在襄、樊周圍的要害處都設置城寨，漢水上又布滿蒙軍的戰船和鐵索，襄陽、樊城與外界的所有聯系被統統切斷。等到呂文德明白過來做了一件極為愚蠢的事情，知道自己誤了大事，又氣又急，一病不起。也為襄陽失陷埋下了致命的隱患，終在數年后襄陽彈盡糧絕，其弟呂文煥以城降元。

    所以鄧城只不過是樊城外圍的一個前哨陣地，城防設施自然不比樊城堅固，現在又分兵去助伍隆起部攻谷城，若是留守的軍隊不敵，就又把自己屁股露了出來。且蒙元也只需派出一支精兵監視，鄧城守軍也不敢妄動，而南陽敵增援部隊只需繞過鄧城便可直抵樊城。因此對于這種撿芝麻丟西瓜的部署，除了用愚蠢來評價外，趙昺再想不出恰當的詞匯。

    同樣谷城的戰略價值在于渡口，奪取此城的目的就是避免在放棄樊城后，使蒙元軍隊無法通過漢江順江而下增援襄陽。但目前蒙元京湖水軍早在多年前，作為征江南、占城和日本的主力，精銳就被多次抽調，折損不少；又在攻瓊州之戰中，主力被行朝水軍打殘。

    在宋軍收復江南之戰中，雙方又在鄂州大戰，京湖水軍幾乎損失殆盡，早無當初千帆競渡，順江直下江南的威風。而剩下的家底兒早已非宋水軍的一合之敵，以致在收復江陵、夷陵的戰役中毫無作為。如今他們卻將只紙老虎當作真老虎來防備，真是讓人笑掉了大牙。

    更為讓趙昺惱火的是，此戰宋軍的目的是襄陽，本應集中兵力完成此目標。但是三個軍的兵力，有兩個軍的兵力被無關大局的谷城所牽制，只留一軍在主攻方向，豈不是舍本逐末之舉。而前時徐無難分析襄陽形勢，雖然也未能提出高屋建瓴的建議，趙昺也并無責怪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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