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琦在報告中稱新收的江淮之地，由于在宋室南渡后一直處于敵我交鋒的前沿，得失頻繁，邊界也是屢次變動。且由于戰(zhàn)爭，百姓的稅賦和徭役都十分沉重，生活困苦，以致百姓對于朝廷的歸屬感降低。此后蒙元南下江南失守，而兩淮地區(qū)作為其人為劃定的南北分治的界線，也實施了不同的政策進行管理。

    如此一來，兩淮地區(qū)也成為蒙古貴族的封地，來自北方的大批投下戶南遷于此，他們在此屯田和開辟馬場。而為了防范南人，又有大批蒙元漢軍屯駐于淮南地區(qū)。從蒙元軍隊編制來說，其鎮(zhèn)戍軍屬于地方軍隊系統(tǒng)，在‘內(nèi)外相維’的原則下，蒙元統(tǒng)治者在全國各地派駐鎮(zhèn)戍軍，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調(diào)兵屯守之制’。

    基本格局是以蒙古軍屯河洛、山東，據(jù)天下腹心；漢軍、探馬赤軍戍淮河之南以盡南海；而新附軍間或其間。排列也基本是遵循民族等級的順序。分布在河南和山東兩省的兩個蒙古軍都萬戶府是用以北捍中書省之地，南御長江沿岸諸行省，構(gòu)筑其中書省南部的軍事防線的主力，在兩淮地區(qū)分別派駐漢軍、探馬赤軍及新附軍。

    由于北伐過程了，蒙元兩個都萬戶府大部在江東被殲滅，宋軍迅速進入兩淮地區(qū)，導致居住在兩淮地區(qū)的蒙古人、色目人及北人來不及北逃，留在了兩淮地區(qū)。這些人過去就是蒙古貴族的投下戶，漢軍軍戶及掌管蒙軍留守人員的奧魯府。

    所謂軍戶制，就是由國家強行指定一部分承擔兵役義務，這部分居民的戶籍與其他百姓分開，另行管理。元廷對軍戶戶籍控制十分嚴格，除貧乏無丁者得以放罷為民和為朝廷服務的特殊技能者可以免除軍籍外，其余民戶一旦被簽發(fā)為軍戶，即要永遠出人服兵役。不得更改，父死子繼，世代為兵。

    蒙元的投下戶大致可分為三類，即草原兀魯思封戶、五戶絲食邑戶、投下私屬戶。在兩淮地區(qū)的主要是五戶絲食邑戶和投下私屬戶，五戶絲食邑戶主要指窩闊臺分封及蒙哥和忽必烈在漢地進行分封的戶口。除由投下領主派遣達魯花赤和通過官府轉(zhuǎn)交五戶絲外，他們主要是與朝廷設置的官府發(fā)生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關系，對領主的依附性很弱。

    投下私屬戶則指諸王投下的通過擄獲、分封、招收、影占等手段占有的人戶，他們被稱作“怯憐口”，意為家中兒郎。他們是朝廷“大數(shù)目”以外的人戶，屬投下戶籍。朝廷對這類人戶雖然也要進行管理并規(guī)定，諸王公主駙馬的投下私屬諸色人戶，無論附籍漏籍都必須是官司明文分撥隸屬各位下戶數(shù)。

    但是諸王投下擅自招收各種漏籍、析居等人戶作為私屬戶的現(xiàn)象嚴重，官方也無可奈何。他們主要承擔投下領主的賦役義務，不納系官差發(fā)，專為領主服役。投下有各自的怯憐總管府或提舉司，管理投下私屬戶。分為投下工匠、投下打捕鷹房戶、投下斡脫戶、投下種田戶、怯薛校尉諸名色。

    由于蒙元朝廷的如此安排，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兩淮地區(qū)當?shù)氐娜丝诮Y(jié)構(gòu)，形成了胡漢雜居的局面，比之在江南漢人占據(jù)絕大多數(shù)的形勢也要復雜的多。其中軍戶和奧魯營所屬家眷皆可視為預備兵，且他們的親人在戰(zhàn)爭中或死或傷或俘，因此對于宋廷是充滿仇恨的。

    而蒙古貴族所屬的投下私屬戶也并非都是受到壓迫和盤剝的奴戶，其中因賦役名色及其與領主的親疏，各種投下專業(yè)私屬戶的待遇也表現(xiàn)出多樣性，因而許多人對領主具有很強的依附性，而宋廷的占領使他們失去了諸多的特權(quán)，所以也對宋廷持敵視態(tài)度。

    濠州地跨淮河兩岸，與壽陽阻淮帶山，為淮南之險，乃是軍事重地。此地煤鐵礦產(chǎn)豐富，又有多條河流經(jīng)過，南部為山區(qū)，中部為傾降平緩的崗丘，北部為沿淮沖積平原，即可耕種，又能作為牧場。入元后升為府，不僅屯駐有軍隊，還成為蒙元貴族的封地，在此屯田牧馬。

    因此田琦認為正是濠州的特殊性，使得民情極為復雜，那些蒙元時期的受益者并不甘心，面上順服，私下中卻設法生事。從此來看，知州張頌所采取的措施并無不妥，通過對蒙古貴族及其依附者進行打擊以穩(wěn)定政權(quán)。但是他還是輕視了其在濠州的勢力和影響力，對他們的暗中活動失察，又沒有對初露端倪的動亂缺乏警惕性，導致謠言一起，形勢頃刻失控。

    此外張頌由于錯估了形勢，以為憑州軍可以控制住局勢。而濠州州軍剛剛組建，其骨干不過是池州州軍的一個團，不僅戰(zhàn)斗力弱，且兵力不足，他又沒有及時上報請調(diào)援軍，錯過了控制局勢的最佳時機，加上有人暗中搗鬼，傳播謠言，煽動民亂，最終導致形勢失控，引發(fā)大批百姓逃亡。

    田琦分析盡管其它州縣沒有出現(xiàn)逃民潮，那只是因為蒙元殘留勢力較弱，但并非完全屈服，只要出現(xiàn)風吹草動就會如濠州一樣引發(fā)動亂。所以他以為不應該只以懷柔手段對待，而是要同時鏟除蒙元殘余勢力，嚴厲打擊反抗勢力，施恩于那些出身底層的軍戶和底層的下頭戶為我所用，分化瓦解親蒙元勢力，從而得到久治、久安……

    田琦這份報告讓趙昺很有些觸動，看來自己搬用初入江南時的策略是個失誤，自己雖然對兩淮的民情和政情有所考慮，但是仍有不足；另外就是以為自己心存仁心，善待百姓就能夠獲得支持，卻忽略了那些留在兩淮地區(qū)蒙元舊民及既得利益者的不滿。

    沒有想到那些舊勢力的順從不過是迫于宋軍強大的軍事壓迫，且自己又滿足于前時的一片‘形勢大好’，導致動亂隱患被隱藏下來。可是當大軍前移，后方兵力不足的時候，那些人覺得有機可乘就蠢蠢欲動了，正可謂蠻夷亡我之心依然不死。

    而此次濠州事件的爆發(fā)，對趙昺來說也無異于提了個醒兒，讓他意識到一味的實施懷柔政策是有問題的。這讓他想起明朝曾經(jīng)犯下的錯誤，彼時朱元璋開國后，自洪武以來，滿人蒙古人等關外民族由于其生活苦寒開始南下，與新建立的漢民族政權(quán)接觸，在對于這些民族的政策態(tài)度上，大明政府采取了極其寬大的方式、以一種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寬厚仁和，接納安置了他們。

    大明對這些曾經(jīng)是敵人的游牧民族除了一些被留在遼東，編入遼東都司所屬衛(wèi)所之外，大部分安置在北京或南京。大明除了安置其駐地，還供給基本的生活資料和生產(chǎn)資料以及賞賜，如“兀者野人酋長王忽顏哥等十五人自遼東來歸，賜綺、帛衣、鈔有差。”、永樂六年三月已未：“喜樂溫河、欽真河等衛(wèi)女直野人千戶喜省哥等來朝，自陳愿居京師，賜襲衣、彩幣、牛、羊、薪、米、居宅。”等等。

    類似的記載在史料中是隨處可見，可以說是有求必應，趙昺當年透過屏幕都可以想象到當時的場面－－絡繹不絕、衣衫襤褸、一臉渴望的歸附者蜂擁進入大明的盛況。大明政府是以她寬廣仁愛慷慨的胸襟，對待前來歸附的人。南下歸附的少數(shù)民族，大明政府不僅給予極其優(yōu)待安置，而且給予了最大的自由度，讓其自由來去。

    明成祖下詔曰：東北諸胡來朝者多，多愿留居京師，以南方炎熱，特命于開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統(tǒng)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xiāng)土及欲省親戚去者，爾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于鎮(zhèn)守官員，勿阻之。漢人無政府文書出境就是重罪，而女真韃靼出境卻是自由往來，都不會受到監(jiān)管，其自由度之大，殷殷關懷之情，即便是在現(xiàn)在社會，也是不多見的。

    南下歸附的定居者當然也要承擔軍人的守土之責，然而與同為軍人的漢軍相比，是一人服役，其余兄弟子侄都可免除賦役，韃軍的處境還更好一些，不當差、不納糧，也不委任以事。而作為大明國人的漢軍是無役不從的。“不差不糧”，即便當今堪稱福利社會的歐洲，也是不可能與大明政府相比的。也就是說，女真人在大明是享受的超國民待遇。

    另外，明政府為了解決南下歸附者的日常所需，避免天災損失，還先后在遼東、撫順設馬市，便于其交易。可能還覺得不夠，又在開原、廣寧、設一關一市，以待朵顏、泰寧兩衛(wèi)；開原設三關三市，以待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及福余衛(wèi)人；撫順設一關一市，以待建州女真人。

    可以說明朝政府對這些異族歸附者太好，趙昺都覺的自己優(yōu)撫政策與之相比也是差的太遠，可是歷史上大明朝的一片好心換來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