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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刑事司法程序之繁復、嚴密，堪稱歷代之冠，即使在今日看來，也會覺得過于“繁瑣”。包拯要是像“包公戲”表演的那么斷案，毫無疑問，屬于嚴重違反司法程序，早就被臺諫官彈劾下臺了。如果被告人在聽判之后，表示服法，那么整個案子告一段落，呈報中央派駐各地的巡回法院提刑司復核。

    巡回法院若發現疑點，案子復審。若未發現疑點，便可以執行判決了。但如果是死刑判決，且案情有疑，則必須奏報中央法司復審。包拯不經復審、復核便下令處決罪犯，這完全就是擅權，是犯罪。別說皇帝容不下這種臣子，就是同僚也會將其彈劾下臺，其也根本沒有機會鍘了陳世美。

    因為大義滅親鍘了自己的侄子而獲得‘青天’美譽的包公，在趙昺看來這也是摻了水的，因為以他所知這種情況在宋朝的司法制度下發生的幾率太小了，當然這還是在包公真的有這么一位侄子的情況下。而實際上包公生前留有一條家訓：

    “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彼淖訉O也確實沒有辱沒祖宗，子包綬、孫包永年都居官清正，留有廉聲。包拯顯然并沒有一個成了貪污犯的侄兒，又何須大義滅親？

    而宋代司法特別講求親嫌回避，在司法審判的各個環節，都設置了非常嚴格而周密的回避制。即便包拯確有侄子犯罪，也輪不到包拯來大義滅親。宋朝法院如果受理了一起訴訟案，在開庭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定回避的法官。所有跟訴訟的原告或被告有親戚、師生、上下級、仇怨關系，或者曾經有過薦舉關系者，都必須自行申報回避。

    不但與訴訟人有親嫌關系的法官需要回避，在一起案子的審判過程中，負責推勘、錄問、檢法的三個法官，也不能有親嫌關系，否則也必須回避。而且，法律還嚴禁推勘官、錄問官與檢法官在結案之前會面、商討案情，否則“各杖八十”。

    如果是復審的案子，復審法官若與原審法官有親嫌關系，也需要回避；對隱瞞回避義務的法官，處罰非常嚴厲。甚至上下級法官之間也要回避——即有親嫌關系的法官不能成為上下級。如果有回避責任的法官不申報呢？許人檢舉、控告。

    不用說，這自然也是為了防止法官的裁斷受到私人關系、私人情感影響，出現假公濟私、公報私仇的情況。實際上也可避免發生親鍘侄兒之類的人倫悲劇。如果包拯的侄兒因為貪贓枉法而被告上法院，那包拯首先就得提出回避，決不可能親自審訊此案。這樣的司法回避制度，可以說已經嚴密得無以復加了。

    那些批判傳統司法制度欠缺程序正義的人，顯然是將戲說誤當成歷史了。編造出“包公鍘侄”故事的舊時文人，與將“包公鍘侄”行為當靶子的今日學者，其實都誤以為傳統司法制度不講究親嫌回避，才會出現大義滅親的司法官，只不過前者將“大義滅親”吹捧為美德，后者視“大義滅親”為司法回避程序的缺失。

    遺憾的是，事實恰如后人所指出的那樣：“元人入主中原之后，宋朝優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壞，他們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學，取消了刑法考試，取消了鞠讞分司和翻異別勘的制度。”生活在元明清時期的小文人，已完全不知道宋代繁密的司法程序設計，只能憑著自以為是的想象編造包公審案的過程。

    因此宋亡之后才批量出現的“包公戲”，實際上跟宋代司法制度已毫無關系，頂多只能反映元明清時期的一部分司法觀念與實踐而已。借助“包公戲”批判傳統司法模式是大而無當的，因為“包公戲”實際上遮蔽了發達的宋代司法文明。

    不過在趙昺這個現代人看來，盡管宋朝依據分權的原則，從功能和機構兩個方面，建立了以司法系統自我監督糾錯的司法內部的監督機制，以及為防止弊端，或在發現審判錯誤后啟動的司法外部監督制約機制。但是，宋朝刑事審判監督機制也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其正面作用亦不應被夸大。

    首先，宋朝實行刑事審判監督機制的目的在于追求裁判結果的正確性，但在實踐過程中往往出現法外執法現象，在制度層面上為行政權干涉司法提供了機會，反而導致了司法的不穩定性。其次，在司法不獨立的情況下，司法公正無法得到充分保障。

    法官既是司法系統成員，又是行政權力系統成員，行政管理權與司法管轄權相混淆，同時又相互滲透，使司法容易偏離法律，在法治中摻雜著人治的因素。因此，宋代刑事審判的監督制約機制雖然促進了司法的公正，但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趙昺作為這種政法合一制度下的最高統治者，天然的具有了對司法的決斷權，也就是說擁有死刑的最好核準權。當然對死刑的核準權也有例外，在宋代初期，基于當時的特殊社會背景，規定州級審判機關對于死刑案件具有定判權，不必報請中央核準。中央刑部只在死刑執行完畢以后進行事后復查。

    但自北宋中期以來，死刑案件必須由提刑司詳復后才能施行，州級機關不再享有終審權，并逐漸形成為一種制度。該做法一直沿用到南宋。除非遇有緊急情況，才暫時賦予知州以死刑終審權，免予提刑司復核及報請皇帝的終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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