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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虎臣平日自覺不是個笨人，好歹年青的時候也中過進士的，而主管情報工作這么多年也能從浩瀚的信息中捕捉到有用的情報，可今日自己卻如何也根本上小皇帝的思路，好像老年癡呆提前到來了一般，讓他直犯迷糊，實在是理解不了小皇帝布下的這個局的目的是什么。

    而他也想起一事，小皇帝擅于下象棋的事情經劉黻口傳，朝中可謂盡人皆知，而朝中陸秀夫和文天祥亦精于此道，在瓊州閑事便會向皇帝‘討教’，實際上誰都清楚他們是對屢敗于小皇帝不服氣。一次，鄭虎臣恰好聽到兩人議論，稱小皇帝行棋布局高超，簡直是神鬼莫測，其看似走了一步沒用的閑子，其實往往是決定勝負的關鍵。但勝負未分之時，誰也琢磨不透其用意，其謀略之深遠可見一般。

    趙昺卻是信心滿滿侃侃而談。他的計劃是先故意散布謠言，讓連連受挫的伯顏驚疑不定，為了防止被己方輕易擊破城池。從戰術的角度上來講，城池是阻擋敵方進攻方及保護財富的有效手段，伯顏通過這一系列戰斗已然察覺武器的進步讓戰爭的形勢發生了改變，當下長江防線已經不是阻擋自己南侵的天塹，而是防止南朝北伐的險阻。

    通過修城的舉動，趙昺還是很佩服伯顏的，其很有戰略前瞻性。但是其在這個時候耗費大量的財富恢復諸多被拆毀的城池，其實并不合時宜。要知道修造一座城池非是間斷的堆砌而成，也非數日之功，是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財力，這也是為何有的朝代因為修城而導致國家財政陷入危機。

    趙昺之所以認為伯顏修城的行為不合時宜，當然不是突然腦洞大開，也非僅僅是錢的問題。從蒙古人的性格上來講，他們是游牧民族出身，以前過著傳統的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在冬夏牧場之間往來遷移，并沒有固定的居所，王庭也不過是一個帳篷群，四處遷徙。

    在進攻中原和江南時，蒙古人因為攻城吃夠了苦頭，且擔心反叛者據城造反，所以將大部分城池都夷為平地。而他們也不愿意居住的在城中，很多人依然在城外聚居，不愿受到拘束，即便修建了大都城，據說內廷中也搭建了巨型帳篷，大汗還是喜歡居于其中，且年年夏季前往和林避暑，享受游牧的生活。所以說伯顏重新修筑城池，本身就會招致守舊勢力的反對。

    另外，從大汗真金到普通蒙古貴族都寄希望伯顏能夠再取江南，獲得豐厚的稅賦，解決財政危機。可結果卻是連連失利，將最后一支水軍也損失殆盡，迫使他們從戰略進攻的態勢轉為防守，自然會讓真金失望，更會讓那些蒙古貴族不滿，進而引發黨爭。

    要知道當前元廷經過近兩年的爭斗，真金才得以勉強穩住了汗位，形成以中書右丞安童、中書左丞李謙、尚書右丞伯顏、尚書左丞葉李及參知政事桑哥等人組成的執政班子，從中也可以看出漢化派占據了大半個朝堂，過去的理財派桑哥只是個打醬油的，已經被邊緣化了。但鑒于蒙古的制度，以宗王為首的守舊派們的潛在實力仍然不容小覷。

    真金聰明干練，但是在趙昺看來其卻是被大儒們給教壞了，信奉儒家治國之道，成功的洗腦成一個‘漢人’。其為了顯示他的崇儒重道，在言行上盡量符合儒家道德規范。東宮的香殿建成，建筑師請鑿石為池，如曲水流觴故事，真金不同意，他說古有肉林酒池，我怎么能效法商紂王呢？每當與諸王近臣習射之暇，真金即與他們討論治國修身之道。

    這使得真金與其父忽必烈對儒治的看法卻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忽必烈作為一名蒙古政治家，注重的是實用，他使用儒臣有限度，即在儒臣的主張符合其政策時才使用之，一旦儒臣對現行政策（例如理財）無用時，他會毫不猶豫地拋棄之。而真金自幼受到儒學教育，他相信要治理國家，非儒治不可，主張輕徭薄賦，藏富于民。

    過去有忽必烈，真金難以施展自己的抱負，當他繼位后便重用漢臣，推行以儒治國，從而贏得漢化派的支持。但其卻背離了現實，自忽必烈繼位以來，由于連年用兵及大規模封賜親王投下，中國北方經歷戰亂，百姓貧困，財政緊張一直是困擾其政權的一個重要問題。尤其是在失去江南這個最為重要的財賦之地后，依然堅持推行儒制，這種方式是與現實財務狀況相背離的。

    蒙古人從前是劫掠型經濟，每當缺錢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搶，因此發動戰爭的目的就是解決財政困乏的手段，可當下真金的政策大轉彎，不僅無法通過持續的戰爭掠奪獲得財富，又要減租減稅，使得蒙古貴族們難以維持奢侈的生活，而稅賦的減少也意味著朝廷無法拿出錢糧補貼給西北的宗王們，必然會遭至他們的反對。

    趙昺放出大話使伯顏追加投資修建城池，他估計即便不需要朝廷撥款，也會耗盡兩淮地區的賦稅。而在失去江南后，兩淮已經成為元廷最重要的賦稅來源，伯顏將本該給朝廷的錢修了一堆城墻，同樣會引發不滿，不僅得罪了守舊派，連漢臣們也會對其不滿，畢竟在他們眼中伯顏同樣是‘蠻夷’，盡管其已經進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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