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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趙昺的追問下，劉黻說出自己推薦的人便是狀元韓信同的老師陳普。其生于理宗淳祐四年，當下也只有四十出頭，正直中年。簡歷聽著也不錯，

    陳普幼年勵志發奮苦讀，覽四書五經。長大后，他潛心探研朱熹理學。咸淳初，投蘇州大儒韓翼甫在浙東崇德書院就學，韓翼甫并將愛女玉蟬許配他。他披覽群書，博聞廣見，多才多藝。除六經外，他還熟諳律呂、天文、地理、算數之學，精于陰陽璣衡之說。

    蒙軍南下后，陳普遂隱居于石堂山，終日以窮經著述自娛，以宋遺民自居，此后，陳普在石堂山仁豐寺里設館倡學，招徒課藝。四方學子負笈從游者歲數百。在教學上，陳普力倡理論聯系實際，治經“不貴文詞，崇雅黜浮”，而“必真知實踐、求無愧于古圣賢”。在精心教學，輔導學生成才的同時，陳普還精研數理。

    元廷曾三次詔聘他為福建教授，均堅辭不就，誓不仕元。他怕元廷加罪‘遂隱游古田、屏南、政和一帶山區十二年。在政和興辦德興初庵書院，又主講建陽云莊書院、福州鰲峰書院、長樂鰲峰書院。所至之處，學者摳衣而來，不絕于途。其間，他反復鉆研聚銅鑄刻漏壺，經無數次反復試驗，終于第三年制成，應時升降，纖毫無爽。

    “陛下覺得此人如何？”一番介紹后，劉黻問道。

    “此人并未入仕，且又為參加科舉，想是其不愿受約束，恐不會應詔。”說實話，趙昺對其并不滿意，首先其應算是一個隱士，而這種人往往自視甚高，脾氣古怪，又不貪圖富貴，動不動就摔耙子，難以約束；再有其以鉆研儒學為方向，什么天文、地理和算學只能算是興趣所在，真實水平有多高很難講；另外其足跡只限于福建很小的范圍內，許多地方并未親自勘測過，見識終歸有限。

    此外對于陳普發明漏壺，趙昺心里十分清楚這有些言過其實了。他知道古時候在傳統的農業社會里，人們對時間的認識比較模糊，因而導致人們在用時、計時、守時等習慣上也比較模糊。在時間的使用上一般用“掌燈時分”、“日上三竿”、“不見不散”等說法，也談不上準確。

    且這種計時方式受外界影響較大，“掌燈”的時間和季節有關，和天氣有關，和地理位置及生活習慣也有關，因而沒有確定的時刻;“日上三竿”首先在計量上就無法進行，只能憑借想像的太陽高度來確定一個大概的時間，“不見不散”更是沒有確定的時間期望值，只能是人們活動結果的一種愿望，是最沒有時間效應的守時方式，直到刻漏壺的發明，讓這種狀況有了改變。

    漏壺也分為很多種，聽劉黻的描述，他基本可以確認陳普‘發明’的漏壺應是一種通過觀測容器內的水漏泄減少情況來計量時間，叫作泄水型漏壺，也稱沉箭漏。單只泄水型或受水型漏壺結構簡單、使用方便。但是水流速度與壺中水的多少有關，單只漏壺隨著壺中水的減少，流水速度也在變慢，這樣就直接影響到計時的穩定性和精確度。

    后來人們想到在漏水壺上另加一只漏水壺，用上面流出的水來補充下面壺的水量，就可以提高下面壺流水的穩定性。發明增加補給壺的辦法之后，人們自然會想到可以在補給壺之上再加補給壺，形成多級漏壺。但據趙昺所知補給壺的使用大概始于西漢末東漢初。起碼東漢的張衡已使用兩只壺，即一只漏壺和一只補給壺；晉代出現了三只一套的出水壺。

    唐初的呂才設計了四只一套的漏壺，基本形式是由大小不等的四只銅壺組成，依次安放于階梯式座架之上。各壺皆有銅蓋，第一、二、三壺下端均裝有龍頭，龍口滴水，依次滴注儲入受水壺中，受水壺的銅蓋中央，插銅尺一把，尺上刻有十二時辰，自下而上為子至亥時。又銅尺前插放一木制浮箭，下為浮舟，隨著水位提高浮箭逐漸上升，顯示時刻，所以又稱“刻漏”。

    宋朝之后燕肅又發明了另一種方法，被時人成為‘蓮花漏’。他在中間一級壺的上方開一孔，使上面來的過量水自動從這個分水孔溢出，讓水位保持恒定，在北宋時曾風行各地。所以趙昺覺得陳普不過是在前人的基礎之上直接仿制，或是在細節上進行了改進，說是其發明的便言過其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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