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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昺作為一個穿越者，深知歷史之中也許有許多偶然性。如果沒有外部因素的干擾，孫權會依照周瑜設計的戰略一路西進，據江東跨荊、益以爭中原。但劉琮出人意料的投降，以及曹操為追擊劉備而迅速南下，打亂了東吳的早期戰略。曹操南征給孫權送來了劉備這個不穩定因素，同時也激活了魯肅的早期戰略設計，徹底改變了東吳之后的戰略選擇。

    占據江南之初，趙昺雖然根據自己的所知設計了長江防線，他在沒有奪取襄樊的情況下，以鄂州和建康為兩個地區為整條防線為支撐點，沿江全線布防，主動放棄了川蜀。他以為有了鄂州即可以北拒由漢江南下的敵軍，又可阻斷自川蜀西進的敵軍，同時依靠水軍實施機動防御，阻斷敵軍的南渡的企圖。

    但是那日在與江鉦長談，聽其平西之策后，趙昺猛然醒悟到自己布置的防線幾乎是孫吳的翻版，但是在形勢上自己確是比其更加險惡，不僅失去北伐中原的機會，且時時還要面臨來自上游的威脅。這不能不引發其反思，重新審視自己的戰略。

    趙昺發現自己犯下的錯誤，是習慣于三國并立思維的禁錮中，中了羅貫中的毒，《三國演義》以蜀漢為正統，扭曲了后人的認識。想當然的會認為孫劉結盟是對抗曹操的天然之計，印象里認為荊州乃上游重鎮，東吳若丟了它就等于失去長江天險，但早期東吳的建國策略中，荊州是不太重要的。事實上東吳的國防隱患，就隱藏在荊州與建業這兩個地區，成為東吳揮之不去的噩夢。

    但事實上東吳君臣一開始并不是這么想的。沒有了奪取益州的可能性，孫權就集中力量奪回荊州，呂蒙不負所望奇襲南郡，讓荊州重回東吳懷抱，但此時的荊州卻出了大問題，關鍵是襄樊已經被曹魏掌握，荊州北部完全丟了。

    在只有荊州中部與南部的情況下，如果能夠控制其西邊的益州，那問題不大，如果曹魏從襄樊南下，駐守在江陵與巫峽的軍隊可以合擊魏軍，可如今益州被蜀漢占據，荊州北部又在曹魏手里，荊州中部就隨時可能遭遇兩線夾擊。

    對于東吳來說，丟了荊州中部，等于與敵國共享長江天險，可如果不丟，那防御就是一個大麻煩。孫權制定的解決方案是以鄂州為都，這樣既可以在荊州危難時支援，也可以就近威懾荊州守將。鄂州的地理位置對于軍事防御而言很不錯，它恰好處在長江兩條水道岔口之間，當初孫劉聯軍也是在此地附近狙擊曹軍，但作為首都就有難以彌補的劣勢，那就是武昌及其附近地區的經濟力量不足于維持首都的長久存在。

    趙昺翻越過相關史籍，知道孫吳經濟最繁榮的就是三吳地區，占據東吳經濟總量的一半，另一半則由荊州地區提供，以如今的形勢相近似。既然荊州不能作為首都，那就只剩下建業一個選擇，后來就連劉備也勸孫權建都于建業。但水軍從建業到荊州，距離如此遙遠，還是逆流而上，如果荊州遭到攻擊，基本是指望不上有什么援兵了。

    以建業作為首都，趙昺卻認為這可能是孫權無奈的選擇，可也是錯誤的選擇。原因就在于建業的地理位置太靠近長江了，但從建都的地理位置上而言，就有點兒像是后世明朝的北京，形成‘天子守國門’的態勢，只要對敵軍的行動反應速度稍慢，戰場局勢就很被動。看看明朝北京吧，清軍都繞著都城跑幾個圈了，各路勤王大軍都還在路上。

    長江作為建業的天險，事實上只有一江之隔，敵軍只要一突破，建業立即面臨兵臨城下的緊急狀況。當初孫策欲攻取江東，作為揚州刺史的劉繇駐守于曲阿，孫策一渡江就將他打到會稽去了。南梁的侯景之亂也完全證明了這點，當梁武帝慢吞吞地讓指揮系統層層下達命令時，侯景孤軍已經趁機渡江了。如果寄希望于東吳其它地區能及時派來援軍，那幾乎等同于做夢。

    若單從這一點看，趙昺以為以擅長逃跑的趙構就比孫權要明知，在占據江南后，放棄了四朝古都建康作為都城的想法，而是以距長江更遠一些的杭州作為臨時首都，雖然失去長江后無險可守，但總歸還有時間反應，逃跑是足夠了。他也常常暗自為自己的吝嗇慶幸，收復江南后，若非建康城已經破敗不堪，需要花費大量的銀錢重建，自己說不定也會將建康作為自己的臨時行在了。

    所以說建業緊挨著長江南岸，以此作為北伐中原的基地倒是挺不錯的，孫權將此作為都城不能不說是個敗筆。其也只能時刻警惕江北態勢，防止突然被滅的危險。南朝的陳后主就犯了悠閑的毛病，隋軍大將賀若弼與韓擒虎一渡江，陳朝就灰飛煙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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