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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在集議上，陸秀夫說話了。他稱舊制不可守，禮法也要應時而變。當年司馬光正是順應了時變修訂了《儀禮·士冠禮》，對程序加以簡化和變通，使之易于為上至君王朝臣、下至平民百姓掌握，從而能夠推行天下。而朱熹所著的《朱子家禮》，不過沿用了司馬光《書儀》的主要儀節，只是將冠年規定為男子年十五至二十，并從學識方面提出了相應的要求而已，此外并無創新。

    因此陸秀夫以為皇帝的冠禮應參照司馬光的《儀禮·士冠禮》行之，且陛下乃是不世奇才，今又逢亂世，不必過分拘泥與舊制，而應順應時事，盡快讓小皇帝親政，總領軍政才是正理。其意思反正也就是說特事特辦，國民乃是一切之本，國亡民散，什么禮節都是無用，眼下就是‘非禮’也要讓其盡快親政。

    大家聽了覺得陸秀夫的話不無道理，當下什么事情最重要？恢復中原，驅逐韃虜才是重點，而為達成目標禮法也要為此事讓路。而當年司馬光重新修撰禮儀，也正是痛感于當時佛教盛行，對儒文化產生了強烈沖擊，這次主張要在全社會復興冠、婚、喪、祭等禮儀，以此弘揚儒家文化傳統。他們為何就不能仿其行之呢？

    大家統一了思想，事情就好辦了，很快一份有關冠禮的實施細則就出臺了。然后呈給太后御準，請了懿旨，便由太史局選好吉日，太常寺參考舊禮，官吏置辦冠禮需要的相關儀物，在文德殿為皇帝舉行冠禮。當然冠禮之前，要請皇帝奏告天地、宗廟，又遣使分別祭告社稷、諸陵、宮觀等。

    對于這份簡化版的冠禮，趙昺還是基本滿意的，不僅花錢少、程序簡單，且自己也少了許多麻煩。冠禮當天，文武百官按上朝次序站立，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就位。以太常卿掌冠，以閣門官贊冠。然后他依禮“三進”：一進折上巾，再加梁冠，三加旒冕，然后到東偏殿換上朝服就位便結束了。

    本來依照禮制還應由禮直觀再讀一份敕書，而其宣讀的這段內容是賜予皇子的表字，意思一方面表示了長輩的期望，另一方面表示其已經長大成人。但是這道重要程序此次也省了，只因為大宋歷代為皇子取表字的甚少，且即便取了誰又敢直呼皇帝其字，那不是瘋了，就是活膩了……

    排除了又一道障礙，趙昺的婚事進程也開始加速。祥興八年十月初十，皇太后詔：以皇帝納后，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與太常禮官檢詳古今六禮沿革，參考《通禮》典故，具為成式。群臣又議勘昏，御史中丞鄧光薦請不用陰陽之說，右相文天祥亦言不可，太后納之。

    八年十月二十日，三省、樞密院言：“六禮，命使納采、問名、納吉、納成、告期，差執政官充使，侍從官或判宗正官攝宗正卿充副使。以舊尚書省權為皇后行第。納采、問名同日，次日納吉、納成、告期，。納成用谷圭為贄，不用雁。‘請期’依《開寶禮》改為‘告期’，‘親迎’為‘命使奉迎’。納采前，擇日告天地、宗廟。皇帝臨軒發冊，同日，先遣冊禮使、副，次遣奉迎使，令文武百官詣行第班迎。”

    禮部尚書徐宗仁又言：“據《開元禮》，納采、問名合用一使，納吉、納成各別日遣使。今未委三禮共遣一使，或各遣使。又合依發冊例立仗。”太后詔：“各遣使，文德殿發制依發冊立仗。”同日詔，左相陸秀夫撰冊文并書。學士院上六禮辭語，納采制文。

    趙昺此刻成了一個旁聽者，朝堂上熱熱鬧鬧都與其無關了。他聽著也只剩苦笑了，按說這些程序往往需要耗時數月，甚至年余。不知道是他們擔心自己變卦，還是急于讓自己親政，反正一切都打破了常例，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速度前行著。而這六禮其實與現代多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更為簡單，或是復雜了。

    所為納采，即請媒人去探探口風、虛實。古人認為，大雁“夫唱婦隨”，感情專一，值得學習；因此，納采時拿一只大雁作見面禮。不過眾人覺得小皇帝大婚乃是百年盛事，不能光拿只大雁去蒙事兒，所以改為谷圭。意思就是男女兩家，在議婚前相互了解，確認對方家庭清白，身體健康，品貌端莊，家教良好，門當戶對時，由男家備酒、肉、面，請媒人到女家提親，女方家收下禮品，就算是允諾議婚，雙方就可以進一步接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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