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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文獻記載，在唐玄宗開元年間時期，云南六詔中的南詔皮邏閣兼并其他五詔，統一云南，定都大和城，并派遣其孫鳳迦異向唐朝入貢，并留為質子。唐玄宗封皮邏閣為云南王，賜名蒙歸義。其病死后，其子閣羅鳳即位，此后唐朝與南詔的關系逐漸惡化。

    唐朝云南太守張虔陀向閣羅鳳索取賄賂遭到拒絕后，懷恨在心“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閣羅鳳被激怒，一氣之下起兵反唐，殺死張虔陀。在楊國忠的慫恿下，唐玄宗派遣楊的親信鮮于仲通率領十萬精兵渡過瀘水，與閣羅鳳部在白厓城展開激戰。結果全軍陷沒，死于瀘水者不可勝數，閣羅鳳則收斂唐軍的尸體，聚集敵尸，封土而成的高冢，形如尸山。

    楊國忠不但隱瞞了真相，反而“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并于再度集結天下精兵強將十萬人，由李宓率領征討南詔。由于當時天氣炎熱，軍隊極其供給困難，一路上人困馬乏，在渡過瀘水后，瘴死者相屬于路。而閣羅鳳誘敵深入，以逸待勞，在西洱河畔一戰擊潰唐軍，主將李宓被擒殺，舉軍皆沒。此后南詔與吐蕃聯合不斷騷擾唐朝邊境，成為唐朝西南地區的一大隱禍。

    云南的兩次戰爭就讓唐朝中央付出二十萬精兵的代價，當三年后安祿山率領十五萬人從范陽起兵，輕而易舉的就攻陷了長安、洛陽，使唐朝走向衰落，設想如果李唐王朝還有這二十萬兵馬在的話，何至與此呢！因而趙匡胤擔心天寶之禍重演，走了他們的老路，索性兵止于大渡河。

    另外一個原因是宋初立國未穩的客觀環境，平蜀以后，統一大業并未完成，北有強敵契丹，南有南漢、南唐、吳越諸政權，不容許它把有限的兵力財力用于降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這也迫使宋朝政府不得不在西南地區采取收縮政策，以便集中力量對付北方。

    從戰略上看，如果趙匡胤當時一時頭腦發熱，乘勝進軍云南。當時蜀地雖然平定，但后蜀尚有十幾萬人馬并未“解除武裝”，極有可能出現動亂，事實證明此后后蜀確實出現叛亂，而且持續數年之久。此外進軍云南是一步險棋，僥幸勝了，也必然會損失慘重，大傷元氣;如若敗了，威脅到的則是趙匡胤剛剛憑借武力奪取的皇位，以及還顯得十分稚嫩的北宋政權。

    從戰術上看，“土風之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傷，饋餉之所乏”，軍人出身的趙匡胤十分敏銳的看出這是兵家所謂的死地、絕地，全盛時期的唐朝尚且不能征服，何況才創建五年，靠川蜀一帶區區六萬兵力能否征服大理實在是不好說，甚至會陷入持久的戰爭中。

    所以是否攻取云南不僅是個戰術問題，更是關乎全局的戰略問題。此時宋王朝的勢力范圍主要集中在黃河中下游地區，而云南地區偏居西南一隅，距離中原地區路途遙遠。攻取云南完全不符合趙匡胤“先南后北，先易后難”與“遠交近攻”的相結合的統一策略。

    趙匡胤盯著的目標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地區，即盤踞在廣東一帶的南漢、割據江南地區的南唐、山西的北漢、契丹的燕云十六州。此后宋太宗趙光義消滅北漢，除燕云十六州外基本上完成了“統一”，也沒有對云南用兵。而后兩宋歷代皇帝們也遵循著趙匡胤的這條祖訓，采取守內虛外的政策，與大理段氏保持和睦的外交關系。大理國主派使者進貢，封其為云南節度使、大理國王，雙方和平共處，沒有發生過大的戰事。

    趙昺現在干的事情等于重建大宋，不過他要做的是從南向北打，主要的戰略方向在北線，但是西線的敵軍仍然對他們存在著極大的威脅，不得不布置大量兵力進行防守。而要開戰同樣面臨著與太祖同樣的窘境，要知道當年蒙古先后三次攻伐大理，耗十余年之功才徹底征服。而他要面對大理的蕃部和蒙古人兩廂夾擊，一旦陷進去就難以拔出腳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讓他們亂起來，無暇東顧。

    當然若是云南鐵板一塊，趙昺無論采用什么方法都難以讓他們亂起來。但偏偏大理這地方部族眾多，素來就有造反的傳統，一言不合就開打，那個會六脈神劍的段譽當年就差點被趕下王位。蒙古人來了以后，也是脾氣不改，動不動就造反。

    而在征服云南后，鎮守云南三十七部都元帥寶合丁統治年久，也生出了背叛之心，有占據云南自謀獨立的意圖，因而怕忽哥赤來為王，便設計將其毒死。忽必烈將其誅殺后，分遣諸王鎮守云南，直到多年后才以忽哥赤之子也先帖木兒襲承王位。進而又引發其他兩系宗王的不滿，同時為征討緬甸云南征發各蕃司土兵，結果傷亡慘重，又加深了民族矛盾。

    忽必烈的猝死，真金為了能繼承汗位，不得不屈從兄弟們，許下好處。而其自然也清楚地方宗王權勢的擴大，對自己的統治終是威脅，雙方裂痕已生。他們內外之間的種種矛盾，便給趙昺留下了圖取云南的發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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