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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史書記載于周朝就設有登聞鼓，當時稱作“路鼓”。魏晉以后歷朝都設有登聞鼓，唐代登聞鼓約始設于高宗年間。武則天時還創有匭使院。元朝亦設登聞鼓、邀車駕。但在歷史上不同時期的重要性大不相同，歷朝或有增補，如邀車駕或公車上書、叩閽等。

    宋初，朝廷始置司管登聞鼓和登聞鼓檢院，兩院均受理吏民申訴之狀，隸屬諫院的專職衙署登聞鼓院。當事者可先去擊鼓，會有本部的官吏來接訪，再將他們的詞狀轉呈皇帝。登聞鼓院向朝野士民開放，擊鼓者不受身份所限，“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軍期機密、陳乞恩賞、理雪冤濫，及奇方異術、改換文資、改正過名，無例通進者”，均許到本院陳情。

    大宋生民億萬，世務劇繁，皇帝只是世俗世界的至尊，而非無所不能的神人。要不要先請文臣審核官民遞交的狀紙，再酌情選呈御前，以減輕皇帝的重荷呢？歷朝皇帝都議過此事，但答案仍是當然不能。諫臣們認為國人到登聞鼓院，只為自身的訴求能“上達天聽”，中間如果隔著一道關卡，人們上書言事時，就會多了些顧慮，有了皇帝的作保，國人才更敢于在登聞鼓院實話實說。

    而在大宋朝不僅有民告官之事，官告官也是常見之事。登聞鼓要是敲得好，即敲掉政治對手的權位，有些戀棧的官員，便曾指使管下的“良民”到登聞鼓院打鼓，為官員的連任造勢。當然官告官并非多為私仇，也有出于公義的凜然之舉，不過官民還是得慎用登聞鼓院的那面大鼓。

    原則上朝廷有禁人越級上訴的例禁，擊鼓鳴冤只是糾正司法錯誤的權宜之計，人人若都到京城申冤，州郡的守官就顯得尸位素餐了。另據大宋刑律，擊登聞鼓訴事若不實，將判八十杖的肉刑，卻非評書中為敲鼓要滾釘板。總體上，登聞鼓制還是有良效的，它是國人昭雪冤情、下情上達的通天之路，也是檢驗政治清明與否的一張鏡子。

    在賢明君主執政時期登聞鼓確實有上達民情、監督官僚的作用。雖然百姓上訴到登聞鼓院的冤案一般都能得到解決，對澄清吏治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登聞鼓制度也還有其局限性，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圓滿解決。可嘆的是宋朝以后，擊登聞鼓的條件日趨苛刻，至清朝已形同虛設，并規定擊登聞鼓者，先廷杖三十，以防止無端刁民的惡意上訪，自明清以后律法日益完備，登聞鼓僅成了一種象征。

    趙昺清楚本朝的規矩，凡擊登聞鼓，皇帝不管在干什么，都必須上朝。現在雖然正在舉行朝會朝賀太后歸京，但是也必須停下來，否則眾目睽睽之下自己如何向眾臣交待啊！而他已經知曉陳宜中的計劃，就是想借今日大朝會敲登聞鼓，逼自己當眾臣面應對，并提請太后罷黜自己。

    雖然心里有底兒，可趙昺還是心中忐忑，因為在大宋的歷史上確實因登聞鼓惹出過大事件，逼的皇帝改變主意。那是在靖康年間，朝廷被迫向金國割地求和，罷免主戰派大臣李綱。太學生陳東率領數萬市民涌上開封街頭，呼吁復用李綱與名將種師道，并罷去妒賢嫉能的李邦彥。適逢李邦彥入朝，民眾群起怒罵，之后他們來到登聞鼓院，擊鼓求見皇上。

    因當時官員的措置不當，導致和平的請愿演變成暴亂。欽宗迫于洶洶群情，不得不起復李綱為京城防御使，扳回戰場上的劣勢，使得形勢略微好轉。但隨后欽宗與徽宗被女真人擄走后，趙構在應天府繼位，陳東連續上書請留李綱，并請趙構御駕北征。黃潛善、汪伯顏等人以“言不亟誅，將復鼓眾伏闕”等言語激怒了趙構，將陳東處死。

    趙昺明白無論是陳東的成功，還是犧牲，并非是哪個皇帝害怕他，而是懼怕萬人齊擊登聞鼓造成的影響，從而引發群體事件，導致****的發生，就如同現代的‘顏色革命’。如今陳宜中就是想效仿當年公車上書，迫使太后罷黜自己，重新啟用他。

    且趙昺知道陳宜中極為擅于煽動，在當太學生時就曾與劉黻、黃鏞、林則祖、曾唯、陳宗等人上書罷免權臣丁大全，被時人成為‘賢關六君子’。可見其有著領導群眾鬧革命的經歷及豐富的斗爭經驗，對于搞群眾運動也算是行家里手，讓他還是有些緊張，萬一應對失措可就砸了鍋啦……

    登聞鼓、檢兩院受理的是各級機構處理未善的事。按照程序，地方的進狀人必須是有經過縣、州、轉運使受理未善的事時方許上言。而在京者訴訟須先所屬寺監，次尚書省本曹，次御史臺，次尚書都省，次登聞鼓院。在進狀程序中，登聞鼓院與登聞檢院構成同一鏈條，登聞鼓院在登聞檢院之下，進狀未經鼓院者檢院不得收接。登聞檢院不受理的才可以攔駕或到御史臺自陳。

    從進狀的程序可以看到，登聞鼓、檢兩院雖隸屬諫院，卻并無規諫、議政、彈劾、監察、審案等職責，也不參與進狀的處理。可見它們既非言事機構，也不是司法部門，只負責受理和轉呈進狀，類似于現代的信訪機構。而呈遞到鼓、檢兩院的進狀都要由皇帝直接審閱，其他官員不能代看，待皇帝審閱以后再委派官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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