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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趙昺一直關注著元軍的調動和整編情況，他經過分析后發現元廷設置的江南三行省的治所均位于行省北部而非行省的心臟地帶，具有轄區狹長、重心在北、以北制南的特點。

    這種特點應當說與蒙元地區的統治政策密不可分，廣袤富庶、人口眾多的江南地區，不僅是其統轄地域，更是其經濟掠奪與軍事鎮遏的重點對象。因此，除了一般性的行政職能外，江南三行省還是他們的主要財賦征集地與大軍區。

    若從整個江南地區看，蒙元鎮戍軍的駐防，其實是以長江沿線為中心，其中從長江入海口直至重慶三峽的南北沿岸，密密麻麻駐扎了至少三四十翼萬戶，這些萬戶府多以漢軍為主，是元廷監控江南地區的主要軍事力量。一旦江南腹地有警，各行省即會迅速從各翼萬戶府抽調兵力，南下彈壓。

    而江南腹地的鎮戍軍，新附軍的成分開始明顯增多，除了漢軍、新附軍相參的萬戶府外，甚至還出現了一些以新附軍為主的萬戶府。新附軍由前宋降兵整編而成，元廷對其采用即利用又防范的政策，新附軍雖人數不少，但多數被化整為零，以千戶為單位配隸于萬戶府下。

    即使一些較純粹的新附軍萬戶府，也多數與兵力有限的下萬戶府，為元廷控制江南的輔助軍事力量。至于行省南端地區，因地理環境、氣候等因素，不適于以漢軍為主的鎮戍軍久駐，在江南鎮戍體系中處于次要的地位，形成了這種重北輕南，守內虛外的格局。

    趙昺正是根據元廷的這種布防情況制定了反攻江南的戰略，以己部主力借助水軍的優勢直取長江防線，在形成割據的同時牽制敵軍主力，使其無法南下增援。而江南腹地的元軍戰斗力羸弱，則交給戰斗力較弱的地方義軍收拾，從而爭取戰略上的主動。

    而具體到江西行省的鎮戍軍萬戶府，其實也是呈重心在北，以北制南的布防姿態，兵力雄厚的萬戶府，尤其是以漢軍為主的上萬戶府，多駐扎在行省北端，背靠長江一線駐扎。與江浙、湖廣行省大致相似。加上鄂州戰略和商貿重鎮的地位，設防必然嚴密，屯駐的也皆是漢軍精銳。

    要知道當年忽必烈親征動用二十萬征伐江南，只鄂州一路就占據了半數兵力，集中了伯顏、阿術和阿里海牙等將帥，他們皆是一時能征慣戰的名將，動用的更是的以蒙古軍為主，北人為輔的精銳之師，可見鄂州是易守難攻。而現在是攻守異位，宋軍成了攻擊方，又要在短時間內結束戰斗，趙昺還是有些忐忑的。

    鄂州城自東吳孫權在赤烏二年修筑舊壘夏口城，這里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藉阻，高觀枕流，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此為名。城池周圍十二里，高兩丈一尺，后后又因州治后山增筑左右為重城，設二門。入唐后，因為城池在江岸，受江風影響，難立垣墉，每年需加板筑修葺，節度使牛僧孺為減少年年修城的辛苦，在夯土墻外包磚，提高了城墻質量，但城池的規模沒有大的變化。

    到了本朝鄂州城得到了大規模的擴建，皇祐三年知州李堯俞增修城池，此后的鄂州城是原夏口城的兩倍，周圍二十四里，高二丈一尺，門有三，東曰清遠，南曰望澤，西曰平湖。元因之。限于地形，城池擴建向東展開，依山傍江，建筑城垣，形成一個不規則的圓形，孫吳時的夏口城變為城內西頭的子城。

    鄂州城位于長江與漢水交匯之處，地居形要，控接湘川，邊帶漢沔，通接雍、梁，實為津要，歷代常為重鎮。，隨著宋朝統治中心的南遷東移，鄂州的地位進一步上升。在這一時期，由于宋金戰爭的需要，鄂州更加重要，州城不僅是鄂州與江夏縣的治所，也成為路級機構所在。紹興年間，荊湖北路轉運司從北宋時的江陵移治鄂州；紹興五年，在鄂州設立都統制司；不久又增設湖廣總領所。三大機構皆置司于鄂州城內。

    由于鄂州城地形特殊：城西以長江為限，城中山丘連綿。從西面長江邊向東延伸，依次有黃鵠山、鳳凰山、洪山和珞珈山、桂子山、伏虎山、南望山、磨山、喻家山等，形成一條綿延起伏的山脈。黃鵠山在府城西南，起東九里，至縣西北，橫貫全城。山之最高處有磯，上則回眺山川，下則激浪崎嶇，曰黃鵠磯，著名的黃鶴樓就建在磯頭，但其作用初時是作為瞭望江面的哨樓用于軍事的。

    由于地形的限制和歷史上沿襲下來的格局，鄂州城的西頭主要是各級官署；沿著黃鵠山、自西向東展開的一線，除了官署，主要有學校、寺廟等文化、宗教類建筑；民居、街市等主要分布在城東、城北和城南的一些較為低平的地區；由于人口增長，老城區難以容納，民居與街市向城區以外東、南兩個方向擴展的態勢表現得較為突出；城西的沿江一帶也成為交通、貿易繁盛，船只、人口密集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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