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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昺心知自到陵區后陳墩先后被自己給耍了兩次，這小子心中定然不爽，不過其不敢跟自己明著干，便想玩兒陰的，將祭陵之事添油加醋的傳了出去，而本意只是想看自己的笑話，卻無什么惡意。沒想到弄巧成拙，不但笑話沒看成，卻又成全了自己，現在不知道其多窩心呢……

    其實此時倍感窩心的還有一旅和騎兵旅的官兵。登陸之后二旅擔當了正面防御的任務，三旅則是負責兩翼的安全。而一旅除了消滅了那些盜墓賊后就成了打雜的，不是運輸物資，就是協助收斂尸骨，沒有什么明確的任務。而騎兵旅上岸后，就被安置在陵區的東側，說是擔任防御，可誰都看得出那邊溪流密布，根本不適于騎兵展開作戰，不過卻是水草豐美，適合放牧。讓他們略感欣慰的還有哨探的任務，總算有些正事兒做。

    對此趙昺也理解，一旅是以新軍訓練營第一批結業的士兵為骨干組建的，第一批全員換裝火器的示范旅，各級軍官全部出自新軍營，紀律嚴整，戰術嫻熟，戰斗力自然也是最為強悍的，現在卻讓他們打雜當然會覺得大材小用，心里肯定是不爽的，不過卻仍能一絲不茍的完成工作。

    而騎兵在宋軍中稀少，軍兵也是優中選優，都被各軍當做寶貝兒，好像天然就高其它兵種一頭。他們本也想在此次戰斗中創建奇功，可現在卻被閑置一般，心里自然不服氣。幾次請戰都被小皇帝拒絕了，讓大家倍感憋屈，覺得被小皇帝拋棄一般。

    趙昺其實也心急如焚，這兩天事務局已經將各處的情報轉過來。文天祥、陳則翁、王道夫等人領導的根據地皆已經完成了戰爭動員和準備，接到命令后即刻就能起事配合主力作戰。他看看日期奏表已是十余天前的了，可自己這邊戰斗卻遲遲沒有按照預先的估計打響，導致他們只能引弓待發。但是弓弦總是繃著，難免會變得松弛，若是被敵偵知，則會打亂整個戰役部署。

    同時陸秀夫率領的后續大軍已經日益逼近戰場，董義成的艦隊當下也只能暫時隱蔽于錢塘海外的大衢山島待機。而趙昺也奇了怪啦，自己大張旗鼓的前來祭陵，還抓了忽必烈的親信楊璉真迦，但是杭州方面的地區仿佛失聰失明一般，并沒有如同前期預料一般前來攻打，使他不得不懷疑自己的作戰計劃是不是已經泄露了。但是他琢磨了一番后覺得這種可能性極小，很可能是元朝在完成統一后也犯了體制上的錯誤，導致行動遲緩。

    忽必烈在去歲對自己的行政機構作出了整合和變動。尤其是行省的權力進一步擴大，其作為介于路府州縣和腹里之間的地方最高官府，它的權力可謂超越了歷朝歷代。宋朝的地方官，也就做到一個州的長官了，可還不能做到政令統一。而行省行中書省呢，一是大軍區，長期坐鎮藩服，統轄地方的鎮戍軍，有別于中央的宿衛軍；二是大財賦區，各省幅員甚廣，而且中央地方財賦分割達到了七三開的高比例，使得“藏富之所，聚于諸省”。

    總而言之，行省權力是很大的。但即便這樣，行省由于仍帶有朝廷派出機構的某些原有性質，不能做到尾大不掉的局面，導致行省是沒辦法形成藩鎮的。而且元朝廷也很深謀遠慮，把行省劃分得犬牙交錯，形成以北制南的特點。你們可以看看元朝的行省規劃，它把秦嶺劃給了陜西，那就沒人能割據四川行省稱王了；河南江北行省使得南方省份沒了淮河屏障，大江以南就很容易被北軍拿下。

    元朝的地方監察是以行省為主要監督對象的，而昔日宋朝之州司發號施令和庶務決策等主要權力，統統被收歸中央。省官由蒙古、色目、漢人交相參用，長官又是怯薛宿衛出身的蒙古人、色目人，使得他們沒辦法合謀作亂；行省的庶政由圓署會議議成，內部互相掣肘很常見，省長官只有一定的畫一之權，不能獨斷乾綱，而錢谷、軍務又是中央派專官掌管。

    所以元朝的行省制度很特別，用權大而不專比較適合形容它。不能說它的創建使得中央權力更大，也不能說它的創建使得地方權力更大，想以此中央集權。但是也產生了后遺癥，權力的分割使得效率變得低下，走上了過去宋朝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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