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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昺十分清楚并不是每個人都適于做領導的，而歷代皇帝中，事業成功者，也就是說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的只占一小部分，由于大部分皇帝是在這個職位上“混”過一生的，因為他們的才能、精力、學識不足以統治如此復雜而遼闊的帝國。像自己這種搞技術出身的理科生，他覺的頂替周翔去做御前軍器監的主事才是恰如其分，最能發揮自己的才能，頂天兒當個主管技術的工部侍郎也就心滿意足了。

    不過天意弄人，天降大任偏偏讓他做了皇帝，不過當前的形勢又不能讓趙昺像明朝的天啟皇帝一樣做個好木匠，反要絞盡腦汁維持這個爛攤子。而他也知道正是因為皇帝這個群體的整體生命質量較差，生存壓力巨大，出現人格異常、心理變態甚至精神分裂的幾率較常人要高許多。翻開二十四史的本紀部分，那些皇帝的所為一開始使趙昺驚愕、惡心，后來使他麻木、他們發瘋變態行為實在是書不勝書。

    在有近四分之一的帝王傳記中，記錄有人格異常、心理變態甚至精神分裂的表現，與明代萬歷皇帝的二十年不上朝，洪武皇帝的濫殺功臣，嘉靖皇帝的偏執，天啟皇帝的沉溺于木匠活兒等等這些皇帝變態行為相比，都算不上駭人聽聞了。而趙昺覺的自己吃飯吧嗒嘴，練武喜歡偷個懶兒，沒事兒愛偷著出去溜達溜達看看古代的鄉土風情，再就是坐沒坐相、站沒站相這些常被訓斥為失禮的事兒根本可以忽略不計，卻被那些人抓住不放，煩不勝煩。

    因此趙昺覺的做中國的皇帝，說容易，任何昏庸白癡都可以憑血統登上帝位；要說難，則傳統文化中對帝王的要求至難至險，期望值高的沒有邊兒了。對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之類精力過人、意志超群的超級皇帝來說，權力都令他們不堪重負，更何況那些遠不如他們堅強的后代。而那些精明巧詐的定制之君恐怕也沒沒有想到，他們制定的帝王標準，給自己那些平庸的后代帶來多少痛苦和折磨，此刻也把無辜的他給囊括進去了。

    在傳統中國人們往往把物質享受作為衡量幸福的唯一標準，把無條件地順從、寵愛、諂媚作為對待皇子的不變態度。一生下來，皇子們就處于太監奴仆的包圍之下，眾星捧月之中，在這種特殊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皇位繼承人很容易出現種種心理和性格問題，最常見的是意志軟弱、自制力差。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滿足，缺乏等待延后滿足的能力。這極容易導致皇子人格的不成熟。

    與此同時，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國家對皇子們的期望值很高，要求很嚴。一出自己的后宮，即處于種種森嚴的規矩包圍之下。這就很容易造成皇子們的人格分裂，形成種種心理隱患。許多天賦不凡的孩子，都被這種特殊的成長環境所毀壞，比如那個因為“日表英奇、天姿粹美”而二歲時就被康熙立為太子的胤礽，他本來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孩子，智力超群，儀表不凡。

    可是，由于長期處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使他的性格嚴重畸形，在皇帝面前，他表現得舉止大方，處事有法。皇帝一轉身，他就露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他賦性奢侈，大手大腳，索求無度；他驕橫暴虐，為所欲為，甚至任意毆打郡王、貝勒、公爵；他膽大包天又缺乏自制力，竟然派人攔截外藩進貢的使臣，奪取進貢給皇帝的馬匹，終于使康熙忍無可忍，不得不將其廢掉。

    一方面是不成熟的人格，另一方面是挑戰性極強的政治重任。兩者相遇，必然是一場悲劇。權力這副鎧甲本來是為了保障皇帝們的享受，可是在大多數時候，皇帝們使出全力，也擔負不住這具厚厚的鎧甲，他們的生存因此就變成了權力重壓下的掙扎，顯得十分可憐。

    在閱讀中國歷史的時候，一個令人不解的現象是為什么沉溺于酒色的皇帝那么多。人生的樂趣那么多，特別是皇帝富有四海，可以做的事那么多，可以經歷的人生那么豐富，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像乍富的大款一樣不開眼，一門心思賴在酒桌和床上？

    這兩樣事物確實很好玩，但也不至于好玩到讓人喪命的程度。道理其實很簡單，這是一種逃避。權力的沉重和規矩的森嚴使他們無力承受，而祖先的期望、臣民的指責、自己體內的超我使他們荒嬉政務、盡求享樂時，不能不產生深深的負罪感、無能感、自卑感，酒和色不過是他們的逃身之所罷了。準確地說，那么沉溺于酒色的昏君實際上都是“酒精”或者“性”的依賴癥患者，按照現代的評價標準就是病態人格。

    趙昺常常懷疑是陰錯陽差，還是老天智者千慮仍有一失，把自己給送到這里來了，他雖然沒有那些皇子的各種毛病，但現代人毛病是一樣沒少都帶過來了，也努力適應這個時代的生活，可一些東西一旦成了習慣，哪里就容易改掉，尤其是思維和生活習慣，尤其是‘后半生’在船上養成的隨性，到了這里就與‘老古董’們的評價標準格格不入了，不得不像個套中人一樣的生活。

    相比之下，趙昺更希望過著同時代西方國王們的生活，他們的政務相當輕松，不過也是因為面積小，事務少，更重要的是，權力的范圍和深度遠不能和中國相比，所以英國的政府機構十分簡單，一直到13世紀，才形成了三個部門：一個是財務署，負責收稅；一個是最高法院；另一個是內務部，負責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由于國家主要是在法律的約束之下運轉，國王對國事用不著事必親躬。

    英王亨利二世在位期間三十四年，有二十一年生活在法國，但英國的社會秩序卻相當良好。在西方，國王們每天只用很少的時間就可以處理完自己分內的工作，剩下大把時間，可以用來舉辦宴會和舞會，理直氣壯地玩。法蘭西國王路易十四每周至少打獵兩次，‘寢宮之夜’娛樂晚會則每周舉行三次，除了賭博、臺球、跳舞這些必備節目外，有時還有演出。各種酒菜臺子都擺了起來。各種糕點、冰淇淋等隨時可用，各種飲料隨時可取，那種小日子給個神仙都不換。

    “唉，命苦啊！”趙昺看看眾人做了總結發言，抬屁股又出去了，自己舉辦個宴會多吃幾口還要挨訓，穿的隨便點連門都出不來。而自己雖然只占據了屁股大的瓊州，從中央到地方四級官僚機構一個不少，但是仍然擺脫不了人治，如此這么多人辦事，自己不但不能松心，隨時‘指導’不說，還要防著誰要算計自己，累人又累心。

    更大的問題是趙昺處理政務真的是力不從心，當然主要還是自己的能力問題，不過當前他也沒有辦法放心的將一切交給眾臣，也無法擺脫當前的政治體制。再苦再累也只能挺著，否則就是昏君，就有可能被廢黜，自己的勞動成果便會毀于一旦，連個立足之地都沒有，甚至搭上小命。怨天尤人不頂用，抱怨幾句，發發牢騷后，還得撅著屁股干，只是不知道自己會把大宋帶向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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