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頁

    自詡是歐洲三大電影節之首的戛納，一座金棕櫚獎杯所代表的榮譽與光環，絕對是金錢所無法衡量的，吉爾斯-雅各布正在試圖將金棕櫚獎杯打造成為業界最頂尖的榮耀，所有電影人都為之飛蛾撲火的獎杯。

    而現在，阿布戴卻直接公開拍賣金棕櫚獎杯，這無疑堪稱是一種羞辱。

    暫時撇開蒂耶里-福茂對戛納電影節的自負心不說，從納茲夫-穆吉奇到阿布戴-柯西胥，短短兩年時間之內卻陷入了如此困境，甚至比“鳥人”所講述的處境還要更加糟糕，其實折射出了歐洲電影產業的一個困境——至少是諸多困境之一，那就是網絡時代快餐文化的影響下，讓觀眾越來越缺少耐心。

    即使是歐洲土地之上，年輕一代愿意靜下心來閱讀、學習和思考的人群也正在急劇減少。

    這也意味著，全球范圍內藝術電影的生存空間確實正在縮小。最直觀的事實就是，愿意學習繪畫或者雕塑的年輕人，比例正在下滑；而時尚或者攝影等等相對新生代藝術的受歡迎程度，則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上升。

    時代的進步，大抵就是如此。每個時代都擁有屬于自己的產物。

    正是在如此背景之下，歐洲三大電影節也好，奧斯卡也罷，他們都正在面對著一個持續發展的關卡。

    如果站在歷史長河的高點來看，2019年，柏林電影節選擇了“同義詞”、戛納電影節選擇了“寄生蟲”、威尼斯電影節選擇了“小丑”，后兩部作品都是標準的類型片，也就是商業電影的一種；而第一部作品也是全球化時代語境之下的反思，電影語言和思考內核也都與時俱進地發生了變化。

    換而言之，商業與藝術的界限正在越來越模糊——如何讓藝術電影也走進電影院，如何讓商業電影在藝術層面取得突破，這是全球電影產業都必須正視的一個問題，沒有人希望漫改超級英雄系列徹底統治電影大屏幕。

    然后，話題重新回到藍禮和蒂耶里身上。

    顯然，藍禮所提出的在線流媒體提案，就正在展示一種可能，商業與藝術結合的可能，蒂耶里必須正視這種可能——如果他具備了足夠的長遠視角。

    “福茂先生，也許你并不知道納茲夫-穆吉奇（nazif-mujic）的現狀，但你應該知道阿布戴-柯西胥的狀況，對吧？”

    面對藍禮的話語，蒂耶里的眼神流露出了一抹光芒，“如果你希望制造挑釁效果的話，那么你成功了。”

    蒂耶里非常非常不喜歡阿布戴的選擇，金棕櫚獎杯的拍賣，這絕對不是戛納電影節希望看到的局面。

    藍禮不置可否，反而是輕輕揚起了嘴角，“福茂先生，打破傳統禁錮的唯一辦法，就是制造沖突發起戰爭；否則，僅僅依靠潛移默化，年輕一代的力量是難以實現的。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敢于冒風險?！?
    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