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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除了他們這些支持新政的人之外，其余各方面的都給一網打盡，推到了敵對一方。

    如此，將會產生多大的阻力可想而知。

    這事兒需要循序漸進，一件一件的來。

    這樣的話，在沒有涉及到切身利益之時，很多人就會選擇作壁上觀。

    甚至于，還可以用一些辦法，把其中的一部分人給暫時拉攏到自己這邊。

    讓他們也支持新政。

    等到一些事情落實，取得了一定成就，并以此而拉攏了一些，新政的受益之人后。

    再對其方面進行動手。

    這就叫做各個擊破。

    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要保證自己的這邊的力量占據優勢。

    這就和作戰是同樣的道理。

    結果范仲淹他們這些人，推行新政卻根本沒有管這些。

    不分主次，不講究策略，不問青紅皂白，把所有該得罪的人，一股腦子全都給得罪了！

    涵蓋的內容太多，涉及到利益階層也同樣太多，變革太大！

    想要一口吃個胖子。

    這樣豈不是很容易會被噎死？

    這事兒只怕是難以為繼。

    這些人是不懂兵法啊！

    他們是在改革啊！

    這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那是真真正正的打仗！

    雖然和戰場之上的那種真刀真槍的拼殺不一樣，卻也一樣兇險萬分。

    需要全力以赴，也需要講究策略。

    他們現在這樣的做法，那簡直就和在自己剛建立大宋之時。

    在那各個國家林立的情況之下，以大宋一地，和周圍的所有國家同時開戰，是同樣的道理！

    在這種情況下，豈不是會被對方給滅掉？

    越想他就越來氣，越想就覺得這些人太不會辦事了。

    想法是好的，但這做事的辦法。卻真是全憑理想化。

    這些人，不會真讀書讀傻了吧？

    世間的事兒，若真這么好辦，那就好了。

    如此想著，再想想這趙禎被稱之為宋仁宗。

    可見性格是一個軟弱之輩，不是堅定之人。

    而這又是變法之時的一個大忌。

    變法之時，除了需要有敢于斗爭之人，有識之士，采用合適的手段來推行。

    最為重要的，還需要有一個非常堅定的，站在變革派這邊的皇帝。

    對他們進行大力的支持，毫不動搖。

    這也是為什么商鞅變法能夠成功的一個重大原因之所在。

    這趙禎，被稱之為宋仁宗，脾氣肯定很好。

    而這樣好脾氣的人往往有一個很大的毛病，那就是耳根子軟。

    很多事情上，容易搖擺不定。

    偏聽偏信。

    “這慶歷新政，只怕……結局不是太好吧？”

    腦海當中，一瞬間閃過了諸多的想法。

    趙匡胤深吸一口氣，把這諸多的想法壓下來之后，望著韓成出聲說道。

    聲音都顯得有些低沉，心情也一樣是無比的沉重。

    雖然韓成還沒有說出結果，但他也覺得自己所想的這些，基本上不會有什么太大的差錯。

    事情就是如此。

    韓成聞聽趙匡胤所言，對趙匡胤的感覺，頓時也變得很不一樣。

    不愧是宋太祖，能夠被寫進詩里面的人。

    眼界，見識，各方面都非同一般。

    不過是短短的時間，居然就憑借著自己所說出的這些，看出了慶歷新政不可能成功。

    當下便點了點頭道：“對，慶歷新政失敗了。

    “慶歷三年十月，朝廷任命張溫之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王素為淮南都轉運按察使。

    沈邀為京東轉運按察使、施昌言為河東都轉運按察使。

    這樣，十條中的第四條擇長官，就開始行動起來。

    在選擇諸路轉運按察使時，范仲淹翻閱班簿，發現不稱職的一筆勾去，毫不留情。

    富弼不無擔憂地說：一筆勾下去，就會有一家人痛哭啊。

    范仲淹則回答說：一家哭總好過一個地方的百姓哭！

    十月二十八日，仁宗下詔，施行磨勘新法。

    新法實行后，明黜陟也就見之于行動。

    十一月十九日，朝廷對恩蔭制度，作出新規定。

    二十三日，下任子詔，增加恩蔭的年齡限制和恩蔭范圍。

    但對高、中級官僚的子孫及期親、尊屬仍用舊制，沒有任何限制。

    慶歷四年三月十三日，頒布貢舉新法。

    加強儒家經典在科舉中的比重，并允許州縣立學。

    把學校教育，與科舉考試結合起來。

    慶歷三年四月，新任樞密使夏竦剛回到京城。

    即因受到諫官的彈劾而被免職。

    北宋時著名學者，被后世稱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

    當時任國子監直講。

    認為宋仁宗專心求治，范仲淹等積極進行改革，感到革新政局有望。

    遂作《慶歷圣德詩》，以抒發內心的喜悅。

    詩中稱頌仁宗召用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是“躬覽英賢”？

    而“手鋤奸桃”，則是暗指剛被罷職的新任樞密使夏竦。

    《慶歷圣德詩》一經上奏，朝野上下一片嘩然。

    范仲淹深感石介褒貶有失公允，面對政局發生的巨大波瀾。

    也說，‘為此鬼怪輩壞事也’。

    然后，就有人開始說范仲淹等人，結黨營私。

    范仲淹提出“小人之黨、君子之黨”的說法予以反擊。

    歐陽修也撰寫《朋黨論》一文上奏仁宗。

    慶歷四年五月，范仲淹與韓琦上疏趙禎，‘再議兵屯、修京師外城、密定討伐之謀’等七事。

    并奏請擴大相權，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等事宜。

    改革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增加……”

    聽到韓成說出來的這些之后，趙匡胤忍不住用手按住了自己的額頭。

    并使勁揉揉太陽穴。

    不是……這些人真就是只有滿腔的理想？

    做起事情來，沒有切實可行的辦法嗎？

    事情做的，著實是有些太過于不行了……

    哪有這般自吹自擂的？

    本來就是眾矢之的，卻還這般的高調。

    這豈不是授人以柄嗎？

    最關鍵的是，面對別人攻擊他們為朋黨的言論。

    應對的辦法，當真是一言難盡。

    這等事兒，那是死都不能承認。

    絕對應該在第一時間里向皇帝進行澄清。

    做出有力的回擊。

    說什么也不能被帶上朋黨的帽子。

    結果他們倒好，不僅僅沒這么做，反而還弄了什么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之類的說法進行回擊。

    這不明擺著告訴皇帝，他們就是結黨了嗎？

    因為有著唐朝著名的牛李黨爭，還有其余一些著名的黨爭的例子在。

    所以做為皇帝的他，也很清楚，這皇帝對于結黨營私這事情的敏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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