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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雙方接到法院通知都來到法院，公司這邊由李浩文、閆主任、胡天海和代理律師出面，被告方三兄弟和他們的代理律師也同時出現，調解方是法院安排的兩位調解專員。

    　　“具體情況我們都進行了詳細的了解，原告的訴訟內容和理由我相信被告方也看了，也知道有可能面臨的處罰；被告方通過這次事件的當事人，他的母親向原告方請求調解并獲得認可，我這樣表述沒有問題吧？”

    　　調解員說完雙方都點頭認可，這都是陳述事實。

    　　“原告方或者律師可以提出你的調解要求？”調解員說道。

    　　“被告方的行為是以獲得我當事人財產為目的的行為，并且存在偽造現場，并且詆毀其聲譽的行為，并且導致我當事人被拘留。而我當事人本身是處于助人的目的采取措施，期間沒有存在任何不當行為，并且為被救助方無償墊付了部分醫療費用。”

    　　“被告方的行為不但詆毀我當時人聲譽，并且給他的生活和工作帶來了極大壓力，嚴重擾亂了他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并且形成了極大的精神困擾。我當時人要求賠償其精神損失費三十萬，誤工及訴訟費用三萬五千，合計三十三萬五千元。”

    　　“并且要求被告方不得再以任何方式，干擾其本人及家人的正常生活，否則將不再接受任何調解，用法律手段來維護本人的合法權益。”律師將當時協商好的內容，全部陳述清楚明確。

    　　被告三人也考慮過，錢沒了可以再掙，一旦進了監獄就什么都沒了，甚至家有可能也沒了，那畢竟是十年以上。

    　　得到調解人員示意，被告方律師開始發言：“原告方所說的精神損失費沒有任何依據，并且沒有做出任何損害對方聲譽的舉動，不構成對方所說的精神壓力及社會壓力，反對支付對方三十萬的精神賠償金。”

    　　就這樣原告方不斷講述自己所受到的傷害，以及需要獲得賠償，以及需要賠償的依據，其中包括對方敲詐不成不應當就此解脫，而不承擔應該有的責任。

    　　被告方律師雖然在極力駁斥原告方律師條件不合理，但并未直接推卸被告方造成的事實。只是在最大限度的駁斥要求的不合理性，為被告爭取減少賠償額度。

    　　法院調解人員也在不斷記錄雙方的理由，同時也在尋找雙方堅持的關鍵點，差不多四十多分鐘之后，宣布雙方和各自代理律師溝通一下，一會兒爭取達成合議。法院調解人員也分別與雙方接觸，看看到時候是否有協商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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