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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知道的，就算沒有這筆錢，我也非常樂意幫助一個像你這樣年輕有為的中國青年。”用手指點了點桌上的支票，簡廉士對蘇敬賢說道。

    蘇敬賢點點頭，對他的話表示認同，笑著開口道：“我明白，不過我最近錢多，突然想做慈善。”

    簡廉士拿起支票晃了晃，說道：“這筆錢會全部用做教育基金，不管怎么說，我都要替香港的教育事業，向你表示感謝。”

    蘇敬賢看著面前這位兩鬢斑白的英國教授，微笑回應道：“能為教育事業做出貢獻，是我的光榮。”

    如果換做第二個英國人，對蘇敬賢說出這番話，蘇敬賢只當對方是為收錢蒙一層遮羞布，但現在換做簡廉士，他卻毫不懷疑對方這番話的真實性。

    同樣是英國人，簡廉士和此時香港大部分尸位素餐的英國官員，區別太大。

    為了傳播教育理念，這個英國教師家庭出生的男人，先后在印度和香港任教，最終選擇久居香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都怪香港的景色太美，以至于他再也不想去其他地方。

    不過蘇敬賢卻知道，簡廉士之所以選擇在香港定居，除了迷人美景之外，更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和這片屬于中國的土地有著共患難的情感。

    在剛認識簡廉士的時候，蘇敬賢一直很好奇為什么一位英國法學系教授會獲得英廷頒布的OBE官佐軍事勛章，隨著相識時間愈長，在之后多次的聊天中，蘇敬賢才意識到這位中年英國男人的不凡之處。

    在中國人眼中，簡廉士這樣的教授學者就和書生一樣，手無縛雞之力，但就是這樣一位書生，在1942年香港淪陷時期，時任港督都宣布投降的情況下，他卻帶著四十名學生連夜逃出日軍戰俘營，前后歷時兩個月時間，一路跋山涉水，從九龍黃大仙區逃到內陸巴蜀一帶，沿途手刃三名持槍日軍。

    回港以后，簡廉士救出的四十名學生沒有一個受到傷害，他的事跡在戰后得到傳揚，獲得身兼印度三軍總司令的陸軍將領戈登爵士親自致函表揚，同日消息傳回英廷，英廷對其頒布官佐勛章。

    蘇敬賢記得他曾經問過簡廉士為什么不回英國，簡廉士回答道：回英國做乜？我和我那班學生的命在逃亡時期被中國人救了無數次，這筆賬一世都還不清，當然是繼續留在香港教書育人做點貢獻嘍！

    而這位英國官佐的夢想，就是能夠在香港這片土地創建一所新的高校，拓土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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