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頁 大明嘉靖年間，成都府下轄的彭縣發生了一樁普通的官場弊案。 說它普通，是因為這案子的規模很小，案情簡單，罪行尋常，講起來實在是乏善可陳。可正因為它太過平常，在大明一千多個州縣里頗具普遍意義。于是這一樁普通小縣的普通小案，儼然成了一個繁盛王朝的青之末。 彭縣緊鄰成都府的北邊，相距四十多里，乃是川西重鎮。有詩人寫過一首《彭州歌》：“彭州昔號小成都，城市繁華錦不如。”評價殊高。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二月，一個叫陶成的當地人走進彭縣縣衙，高高興興領了吏帖，成為吏房的一位書手。 先簡單介紹一下大明縣衙的構成。 明代縣衙里，最大的自然是知縣，叫作主官。他有兩個副手，一個是縣丞，一個是主簿，這兩位叫作佐貳官。他們仨都是有品級的朝廷命官，縣里的行政長官。在這三人之下，還有一位典史，叫作首領官，但沒有品級，不入流。 再往下，衙門里最重要的行政機構，叫作三班六房：三班是指皂班、壯班、快班，負責儀仗、治安、緝捕之類，有時候還會多一個捕班，和快班合在一起，就是老百姓熟悉的“捕快”；而六房對應的是朝廷六部，分為禮、吏、戶、工、兵、刑六個部門，各有主管業務。除此之外，還有承發房和架閣庫等辦公機構。 在這些機構里辦事的人，統稱為吏，也叫“胥吏”或“吏胥”。“胥”這個字，本意是有才干之人，十有二人，后來引申為基層公務員。 陶成加入的，是分管人事的吏房。他應該受過教育，會識文斷字，在吏房里擔任書手——顧名思義，就是負責各類公文檔案的書寫、抄錄。 聽起來好像是個瑣碎活，可里面的門道實在不少。古代沒有復印機和照相機，公文全靠書手一筆一畫寫就。他大筆一揮，偷偷篡改幾個字，往往能決定一人乃至一戶的命運。 舉個例子。崇禎時廣州府有一個糧道吏職出現空缺，一個叫劉俸的吏員垂涎已久，但是資歷差一點。他遂買通了吏房書手，偷偷修改了自己的申報材料，把最關鍵的一個日期“五月二十八日”涂抹成了“九月二十八日”。幸虧當時的推官心細，查了官府里的原始檔案，發現日期對不上，這才查獲弊案。 書手落筆一字之差，甚至能左右官職的選拔。可以想象，他的尋租空間該有多大。陶成靠著手里的這點權力，沒事收取一些常例賄賂，日子過得不亦樂乎。 四年之后，也就是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一個叫陳佐的人也加入彭州縣衙，在戶房擔任算手。 戶房和吏房并稱兩大要害機關。戶房管的是錢糧稅賦之事，日常業務涉及大量繁復計算。陳佐腦子靈活，數學好，對于數字得心應手，很適合這個職位。 和吏房書手一樣，戶房的算手也有能力掌控著別人的命運。他只消在賬簿上做一做手腳，一戶農民便會生不如死。比如萬歷年間的濟南府，曾有一戶劉姓人家，得罪了當地算手。納稅之時，算手硬把他家六畝三等瘠田劃成了一等上田，結果概算下來，要繳納的田稅翻了一倍，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想避免這事？很簡單，拿銀子來喂飽便是，可見這其中的尋租空間也不小。 書手和算手都是胥吏的一種，他們沒有官身，不算體制內，薪俸也不納入國家財政開支。可是這些人把持著具體政務，又是本地人，比上官更熟悉地方情形和法令文牘，很容易從中做手腳，有時候日子過得比主官還滋潤。 尤其嘉靖年間，對胥吏來說正是個好時候。在這之前，胥吏都是有名額限制的，可到了嘉靖年間，突然掀起了一陣擴編熱潮，胥吏人數陡增。有人曾抱怨說：“衙門吏胥，原有定額。今郡邑吏想如故，胥較前增十倍不止。朝穿青衣而入，暮各持金而回。”可見其盛況。 陶成和陳佐的入職，即得益于這個大背景。 這兩個人為了能放心舞弊，不約而同地拜了縣衙里的屠主簿當靠山，就此相熟。吏房和戶房本來聯系就比較緊密，兩個人很快勾結到了一起，沆瀣一氣，其所作所為，用后來官府判決的話說就是：“各結攬寫法，討錢使用。” 怎么個討錢使用呢？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八月，彭縣決定僉派一批老百姓來三班服役，指派吏房和戶房執行。陶、陳兩人一聽，哈哈，錢來也。 這里要先說明一下，大明的縣衙體制很有意思，大致可以分成三類：官、吏、役。 彭縣的知縣、縣丞和屠主簿這樣的人，在朝廷吏部掛著號，算是官員編制；像是典史以及六房的正副主官，無品級，算是吏員編制；至于像陶成、陳佐這樣的書、算手，連編制都沒有，差不多算是聘任的合同工——當然，胥吏往往世代相繼，比合同工可穩定多了——無論如何，他們仍舊屬于“吏”這一層級。 再往下，到了具體的執行團隊，則只能稱為“役”。 這個“役”，指的是徭役，更準確點說，是力役。說白了，就是給政府出力氣白干活。一縣的日常雜事，比如馬夫、門子、庫夫、禁子、防夫、纖夫、傘夫、吹手之類，都屬于役。這些役職并沒有常設員工，都是從當地老百姓里挑選出來的，維持機構運轉。很多公共事務，比如修繕營造、解糧征糧之類，官府也會僉派老百姓來應役。 甚至連負有治安職能的三班，都不是專職。比如皂班，主要負責迎來送往、站堂呵道。青天大老爺在公堂上一拍驚堂木，他們拿著水火棍喊“威武”；青天大老爺出巡，他們負責在前頭舉著“肅靜”“回避”大牌子的儀仗。看著威風體面，其實這些皂隸也屬于“力役”，可能今天站完堂，明天把皂服一脫就回家種地去了。為啥叫他們衙役而不是叫衙吏，原因即在于此。 在一個衙門里，幾個“官”在金字塔尖負責決策，幾十個“吏”在金字塔中間負責調度規劃，幾百個甚至上千個“役”在金字塔底吭哧吭哧干活。 事實上，縣衙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靠這種僉派百姓來完成的。原因很簡單，便宜啊。來充力役的老百姓是不拿工資的，還得自負伙食。徭役之害，大半來源于此。正如李樂批判的那樣：“居官者利其白役無工食，宴然差遣之，竟不知食民膏髓，為可痛惜，一大害也。” 當然，朝廷也深知這事對百姓負擔重，雖然不能免除，但多少會做到公平一點。在具體的僉派規則上，要充分考慮百姓家庭情況，依次輪值，人口錢糧少的，去服一些相對輕松的徭役；人口錢糧多的，去服一些比較重的徭役，以示均平。 可惜，這只是理論上的設計，實踐中有的是辦法可以突破。 咱們回到嘉靖二十五年這一次僉派。 彭縣三班這一輪的役期已滿，很多衙役要返回家里，必須僉派一些新人來填補。這個動作，涉及戶房和吏房兩個部門：戶房負責查詢戶籍輪值表，確定應役人選；吏房負責登記造冊。這份工作，便交由陶成和陳佐兩人來完成。 他們倆接到任務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尋找合適的索賄人選。 可巧在僉派名單里，有一個叫劉選的平民。他被安排的役職是快手。這個快手，可不是做主播，而是在快班服役之人。快手的日常工作有兩大塊：一是遞送官府公文，二是緝捕治安。常年要奔走于十里八鄉，很是辛苦。 劉選不大樂意去做快手，可拒服徭役是很大的罪過，他只好找到陶成、陳佐二人，商量看有沒有啥法子。陶、陳二人居中協調，很快就拿出一個辦法。 他們找到一個叫劉本敖的閑漢，劉選每個月出三斗米、三錢白銀，讓劉本敖替他應這個差事。反正審核的人是陳佐和陶成，只消在劉選戶籍上勾一個應役，然后在三班名簿上補一個劉本敖，人數不缺就行了，沒人會認真核對名單。 這個操作，在貪腐業內有個專業術語，叫作“買閑”。 劉選花了錢，但免得辛苦，自然心滿意足。劉本敖也很高興。快手雖然是個卑賤的職位，可若有本事，也能賺錢。劉本敖這種人，常年混跡衙門，熟悉各種門道。普通百姓避之不及的差役，對他來說，反而是好事。 比如衙門發現某戶人家牽涉官司，發下牌票——一張紙，上用墨字寫明事由與限定日期，朱字簽押，蓋有官印，作為差役執法的憑。劉本敖拿著這張牌票，便可以上門訛詐。《幾亭全書》里對這種情況描述得特別生動：“差人持糧票下鄉……黑夜排闈，就床擒索，舉家驚惶，設酒送飲；及去，衣服雞犬一空。假如欠銀五兩，此番所費二三兩。手頭愈空，錢糧愈難完辦。” 還有更絕的。劉本敖還可以勾結陶、陳這樣的胥吏，開出一張不蓋官印的白頭牌票，下鄉隨意找人訛詐。反正老百姓不懂法，很容易就被唬住。《官箴書集成》里如此記錄：“每一快手一二十兩，賄買戶書寫就。……蓋快手借票催糧，原非為催糧計，不過借印票在手，無端索害鄉人。農民多不識字，又多良善之人，彼即有完票在家，快手欲無端害之，幾十里外向誰分訴。……一張票，乃一快手幾年生活也。” 一張票能榨出幾年逍遙日子，可見區區一個快手，只要勾搭上胥吏，就能打開一片天地。 不消說，劉選、劉本敖事后還得拿出一點錢糧，孝敬陶、陳兩位。 很快，一個叫王廷用的人也找上門來。他一直在皂班當差，這次應役期滿，可以回家了。可王廷用不愿意走，因為皂隸的油水不少。比如打官司時內外遞個東西、傳個消息，打板子時輕重斟酌幾下，也頗有幾分銀子可收，比種地輕省多了。 于是王廷用求到了陶、陳二人。在他們一番運作之下，王廷用成功買閑，頂替了另外一位叫嚴思安的徭役，繼續待在衙門。嚴思安還得每月給王廷用提供三斗米、三錢銀的工食。 王廷用覺得這兩位太厲害了，便把自己的同族親戚王廷美介紹過去。王廷美受過教育，能識文斷字，他不想在役職里混日子，打算弄個胥吏干干。 這事陶、陳能辦成嗎？也能。 縣衙里的胥吏，來源大多靠僉充，即從地方上選拔而來。只要你身家清白，年紀沒過三十，而且通過了業務考核，就有機會充任。不過吏職少，申請的人多，因此朝廷立下個規矩，叫“行柱定參”。 簡單來說。你取得了僉充資格，并不會馬上授職，而是作為“候缺吏”寫入“公格眼簿”，排上隊。什么時候吏職出缺了，按照公格眼簿的先后順序，依次參充，這叫行柱。 行柱排序的門道很多，有超參行柱、陛納行柱、農民行柱、截參行柱、東征行柱等等，算法各不相同，彼此之間還有優先級。但是，越復雜的規則，越容易被經手胥吏玩出花樣來，什么戀參、壓參、超參、指參、爭參，讓人眼花繚亂。 陶、陳為王廷美準備的花樣，叫“越次爭參”，就是通過涂抹、篡改公格眼簿，把他的候選排名挪到最前頭，一有吏缺，立刻便能授職。 于是，王廷美就這樣被運作進了戶房，成為陳佐的同事。 可巧在這一次僉派結束之后，屠主簿病逝，新來了一位主簿叫王仲杰。陶、陳、王三人趕去巴結，很快成為其心腹。有這么一尊神上頭鎮著，他們行事便更加肆無忌憚了。 我們看到，這么一番操作下來，陶成、陳佐兩人上結主簿，橫勾六房，下聯快手、皂隸，儼然在彭縣衙門里形成了一個上下貫通官、吏、役，橫跨諸多部門的小利益集團。 這個利益集團形成之后，都干了什么事呢？史無明載，不過后來官府在審判這個集團時，批語里用了四個字——生事害人。字里行間，可以想象是怎樣一番尋租的熱鬧勝景。 轉眼之間，到了嘉靖二十八年十月，又到了繳納糧稅的時節。 這是官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到這會兒，諸縣上下都會忙得不可開交。老百姓們除了苦著臉納完糧稅之外，還得提防另外一種麻煩，叫“解戶”。 要知道，糧食不會自己走路。各村各鄉上繳的糧食，還得集中起來，運到指定的倉儲地點入庫，才算完。大宗糧食的運輸調動，是一樁耗費浩大的工程。好在官府聰明得很，把解送糧食劃為徭役的一種。也就是說，可以僉派老百姓來做這件工作，而且是白干。 這些負責運糧的老百姓，被稱為“解戶”。 彭縣在嘉靖二十八年十月的總征收額，是六千六百石整，一共僉派了六十二個解戶。每一個解戶負責解送的糧食數量與地點，都不一樣。 篇幅所限，咱們只介紹涉案人員的情況：杜山一戶，解送本倉祿米二十五石；張馮剛、龔本舟、易本真、江淮四戶，共運廣豐倉火米四百三十石六斗。其他五十七戶也各有任務，不過與這個故事沒關系。 根據流程，解戶要準備一份標準尺寸的空白文簿——連這個都要自己出錢——帶去衙門。吏房會先與戶籍比對，驗明身份，在空白文簿上寫下解戶名字，證明到役；然后戶房會根據事先的計劃，在文簿上填好解戶負責的解額以及運送地點，蓋上官印。 這份文簿，即解戶在解糧過程中的通行證、介紹信和回執。 彭縣吏房與戶房負責填寫文簿的，不用說，又是陶成與陳佐兩個人。如此好的勒索良機，他們兩個是絕不肯放過的，遂公然向六十二個解戶索賄。 解戶們對此痛恨不已，卻根本無計可施。因為陶成和陳佐身在兩房，職秉親書，想要整人，光是明面上的手段，就能把你玩得欲仙欲死。 比如說，你拒絕賄賂，陶成會查看你的家產，把你家快病死的老黃牛算作成年畜力一頭，把你家兩個半大小子算成丁壯兩口。天哪，這么富裕的一家，必須多承擔點責任才行。他大筆一畫，把原來你負責解送的五十石漲到了一百石。 這還不算完。你帶著文簿到了陳佐那里，陳佐在上頭寫了四個地名，讓你去提糧食運入縣庫。你一看，好嘛，三界、慶興、磁峰和龍門山，這四個鄉分別位于彭州東邊、北邊、西邊和西南，差不多可以圍彭州跑一圈。而且其中三處都位于山區，推起小車運起糧食，感覺極度酸爽。 你就算上告，也只能去主簿王仲杰那兒告。他會支持誰不言而喻。你如果連主簿都不服，還想上告知縣，那更得想清楚了——嘉靖二十九年，彭縣知縣和縣丞職位一直空缺未補，由主簿代理縣政…… 好在陶、陳二人不算太貪心，每一個解戶只索賄七成色銀八分。六十二個解戶，一共湊了四兩九錢六分，交兩人平分。 兩人收完賄賂，便開始給這六十二個解戶安排運輸計劃。由于大家都出了銀子，陶、陳也不必特別偏袒誰，盡量公平地進行調配。說來諷刺，這本該是小吏分內之事，卻要在集體行賄之后才能實現。陶、陳兩人不用多做任何事，只是盡責地完成了本職工作，就能憑空造出一片尋租空間來。 計劃分配完畢，六十二個解戶領取文簿，各自散去忙活不提。 在杜山負責的區域，有一個叫方曉的農戶，需要繳納二斗七升糧食。他嫌有點多，便求到了王廷用那兒去。王廷用雖然只是一個小皂隸，可他跟陶、陳二人關系不錯，深諳尋租之妙。王廷用先從方曉那里收取三升糧食，落進自己口袋，然后帶著一斗七升糧食去上納，強迫杜山按二斗七升足額收取，還順手訛了對方五分銀子。 杜山為此十分憤恨，要知道，解額如果不足，是要解戶自家往里填。王廷用這么一截一收，等于自己要平白多負擔兩斗大米。若是陶、陳二人也就算了，你一個皂隸怎么也敢湊過來訛詐？ 可他只是一介平頭百姓，皂隸也是沒法惹的。不提別的，王廷用若是說動劉本敖，拿著空白牌票到家里來不走，幾天吃喝用度就足以讓杜山破產。 皂隸已經算是衙門生態鏈的最底層，權力小到可憐，可即便如此，仍能從兩頭榨取些許好處。 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