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頁 一說起黃山的美景，有句人人必引的名言：“五岳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岳。” 大明嘉靖年間，在這座絕景黃山的腳下，曾發生過一起民間官司。這起官司不算大，案情也不復雜，卻被訴訟雙方硬生生打出了美國律政劇的風采。這起官司的奇崛跌宕之勢，比起天都、蓮花、玉屏等奇峰亦不遑多讓。 故事的主角，是一座古寺，和一座孤墳。 明代南直隸地區有一個徽州府，徽州府一共下轄六縣：休寧、歙縣、黟縣、婺源、績溪、祁門——其中歙縣最大，黃山正好位于歙縣的最北端。 從黃山南麓的湯口鎮一路南下，大約走上三十公里，地形會陡然一變。在連云疊嶂的山區之間，多出一段狹長如紡錘的盆地。盆地的中央地帶，坐落著一座叫呈坎的古樸小鎮。 小鎮很美，唯獨呈坎這個名字有點怪。如果你現在去旅游，千萬別相信導游說的什么“游呈坎一生無坎”，那只是附會的吉祥話。 那么這個名字，到底怎么來的呢？ 其實在漢代，這個地方本來是叫龍溪。到了晚唐，有兩個不速之客忽然來到此間，再也不走了。這是一對堂兄弟：堂兄叫羅天秩，號秋隱；堂弟叫羅天真，號文昌。 這哥倆本是豫章的柏林羅氏。唐懿宗在位期間，天下局勢一天比一天糟糕。哥倆一合計，得早做準備，找一處能躲避戰亂的安穩地方。羅秋隱是個精通天文地理的奇才，他跑到黃山考察了一圈，最終選定了黃山以南六十里處的龍溪落腳，并將其改名叫作呈坎。 這是用的漢武典故。當年漢武帝為了求長生，在建章宮里建了一座神明臺。臺上立有一尊銅仙人，雙手舉起銅盤，用來承接早晚露水，飲之可獲長生。龍溪周圍這片盆地，恰好有一條潨川河流經，俯瞰全景，豈不正像是仙人露水落在承露盤里嗎？ 對此《羅氏族譜序》里的解釋是“蓋地仰露曰呈，洼下曰坎”，故名呈坎；也有一種說法，認為“坎”在八卦中屬水，“呈”者平地，“呈坎”即水旁平地之意。 羅氏兄弟很快把族人都遷到了呈坎。羅文昌選擇在盆地東南的上溪東、下溪東居住，成為呈坎前羅氏的始祖；羅秋隱則選擇了盆地西部的后崗居住，成為呈坎后羅氏的始祖。 羅秋隱對呈坎很滿意，他特意寫了《定居》《定志》二賦，告誡子孫，不要輕信別人言辭遷徙他處，然后溘然去世。他的墓地，選在了其生前居屋以南三里的一處河岸。這里背靠黃龍山，面對潨川河，乃是一處絕佳的風水寶地。 這個地方，現在還有。從呈坎鎮向南走，快接近盆地南口有一個依山傍水的村子，叫作楊干，即羅秋隱埋骨之地。嚴格來說，楊干是一個大地名，它包括了位于佛子嶺附近的下楊干、潨川河畔的中楊干，以及更北方向的上楊干。羅墓所在的位置，正在中楊干旁邊。 楊干的這個“干”字，作“水邊”講，正如《詩經·伐檀》里說：“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至于“楊”字，便無從考據了，也許從前在這里住著楊姓什么人。 羅秋隱下葬之后，這里便成為后羅氏一族祭拜祖墳之地，立有墓祠，四時香火，羅氏還撥出專門的田地用來支應日常開銷——叫作膳塋。 不得不說，這座墳的風水確實好。從那以后，呈坎后羅氏人才輩出，在宋代比較著名的有羅秋隱八世孫、官至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的羅汝楫——不過這位親附秦檜，參與迫害岳飛，所以后人不太愿意提，倒是他有兩個兒子，都是大才。 四子羅頌精通法律，判決迅捷準確，經手的案子從無冤滯，在民間得了一個外號，叫作“羅佛子”。至今呈坎附近有佛子嶺，即從其得名。 五子羅愿，是方志典范《新安志》的作者。他精通博物，文筆精醇，而且道德感很強，一直以父親為恥，從來不敢進岳飛廟。《宋史》里有記載，說羅愿一生兢兢業業，致力于民生，到老覺得善政攢得差不多了，才有臉去拜祭岳飛。結果他剛拜完，還沒出廟就猝死了。雖說這個結局荒誕不經，但也能從側面看出羅愿的性格。 一代名儒朱熹對羅頌、羅愿兩兄弟十分欣賞，曾給過一句批語：“呈坎雙賢里，江南第一村。”“雙賢”即指羅頌、羅愿兄弟，一句話把呈坎提到了一個極高的地位，羅氏一族亦成為當地顯貴世家。 到了南宋理宗年間，呈坎后羅氏的當任家主，是羅秋隱直系十三世孫羅鼐。他在主持祭禮時發現一個弊端，呈坎羅氏自唐以來繁衍興盛，四處開枝散葉，每年祭禮“老者遠莫來，來者幼莫時”，長此以往，未免怠慢了祖先。 于是羅鼐召集族中眾人，提出了一個辦法：在祖墳的外圍建起一座禪院，割出部分田地作為寺產，請來僧人住持。一來祖墳時刻有人看守修葺，不致毀壞；二來寺內誦經不斷，香火繚繞，也等于為祖先烘托陰德。 這種性質的寺院，被稱為墳寺。宋代崇佛之風興盛，很多大族都選擇為祖墳修建一座墳寺，這在當時是很流行的做法。 聽了羅鼐的建議，族人紛紛表示贊同。羅氏一族家風親厚，成員素來團結。他們有錢的捐錢，有田的捐田，實在沒錢沒田的，也會表示我家出兩個壯丁，參與營造，很快就解決了禪院基建和資金的問題。 接下來，就是找和尚了。 羅氏歷代與徽州當地大族聯姻，羅鼐娶的是歙縣程家的女人，老丈人程元鳳官至右丞相兼樞密使。羅鼐請程元鳳推薦一位靠譜的僧人，老泰山想了一下，想到在寧泰鄉仁佑里也有一座楊干禪院，遂推薦其中一個叫覺曉的僧人。羅鼐過去聊了一下，覺曉同意過來，索性把楊干院整個遷了過來。 羅氏在墓右邊的開闊地修起了六間大屋，正中間供奉如來，右邊供奉后土，左邊供奉羅秋隱的牌位，再左邊則又是三間屋子，一直修到溪水旁邊的河坡，成為楊干禪院的基本格局。 這是個挺有意思的組合，如來是釋家的，后土是傳統民間神祇，后來被道家吸納，再加上祖先牌位，可以說是集佛道儒三家信仰于一身，應了王重陽那句話：“紅蓮白藕青荷葉，三教原來是一家。” 南宋寶祐六年（1258年），楊干院正式建成。羅鼐又請來程元鳳，專門撰寫了《羅氏新建楊干院碑記》，把建院的前因后果寫清楚，請祁門人方岳負責篆蓋、歙縣人方回進行書丹——這兩位都是進士出身，方回后來在元代做到建德路總管。可見羅鼐為了建這個禪院，真是動用了不少人脈。 從此以后，羅氏祖墓旁邊多了一座禪院。僧人們日日誦祈，羅氏年年拜祭墳冢，興寺護墳。時光流轉，世勢推移。轉眼二百七十年過去，歷書從大宋寶祐六年一下子翻到了大明嘉靖七年（1528年）。 在這期間，很多事情不曾改變。羅氏一如既往地在呈坎生活著，發展成為歙縣大族之一。而楊干禪院的香火也從未中斷，始終繚繞在古墳四周。 但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很多事情還是發生了變化。比如羅氏對祖墳疏于祭掃，來的人越來越少。到楊干院上香的人卻越來越多，它慢慢從一座羅氏的守墓禪院變成面向公眾的名剎。 本該相敬相安的羅氏一族和楊干禪院，在嘉靖七年突然起了齟齬，彼此攻訐，爆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斗。 爭斗的起因，還得從楊干禪院的一位“高僧”說起。 這位“高僧”的法號叫法椿，也是徽州人，出生于弘治八年（1495年），籍貫是歙縣鄰近的休寧縣。此人的來歷十分可疑，據說是絕戶家的獨子。 大明對于戶籍管理特別重視，每一百一十戶人家編為一里，一里造黃冊一本，寫明各戶的丁壯、事產，憑此科稅。一戶人家如果壯丁斷絕，會被歸類為絕戶，自然也不用繳稅了。 因此民間有一種作弊手段，就是讓家里的丁壯逃離原籍，再向官府報備絕戶，從此家人可安享免稅之福。法椿很有可能就是這么一種情況。 正德元年（1506年），年僅十一歲的法椿逃離了家鄉休寧。雖然他距離法律規定的成丁年齡還有五年，但此時地方戶籍方面腐敗嚴重，經常有明明不成丁的孩童，被惡吏強行登記為壯丁，借此要百姓多承擔稅徭。 能逃，還是早點逃的好。 法椿離家之后，只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成為沒有戶口的流民，四處遷徙，除非買通一地官吏假造戶籍，才能合法落腳；第二個選擇，就是出家為僧、道，只要有寺觀肯接收他，并取得度牒，便有了合法身份。 [注釋]度牒：亦稱“祠部牒”。唐朝設立試經度僧制度，經過考試合格的僧尼、道士，由國家管理機構祠部發給其度牒，作為合法出家者的證書，可憑此免承徭役。明王朝十分注意限制僧尼的數量，規定每三年發放一次度牒。并且，男子不到四十歲、女子不到五十歲，不得出家。《大明律》中對沒有度牒、“私自剃度者”亦有十分嚴厲的處罰。 徽州崇佛之風十分濃烈，境內大小寺院有幾十座。法椿理所當然選了出家這條路。不過他不敢留在原籍休寧，跑到臨近的歙縣，投拜到楊干院門前。 寺廟對于這種投拜來的逃戶，一般持歡迎態度。畢竟逃戶沒戶籍，寺院將其收留，形同大戶人家多了幾個隱戶奴仆。至于這種行為是不是違法，出家人慈悲為懷，人家求上門來，怎么能忍心趕走呢？ 事實上，徽州一帶的諸多寺廟，一直在偷偷招納逃流軍民，這已是行業內的潛規則。僅楊干院在正德年間，就先后招納了四十多人，法椿不過是其中一個罷了。 當時楊干院的住持叫佛海，他大概是看對了眼，欣然收這個十一歲的少年為徒，還給他起了一個法號叫“法椿”，使他成為楊干院中的一個小沙彌。 “椿”本意是大椿，乃是一種傳說中的長生古樹，引申為壽高不衰之意。法椿這個名字，自然也寄寓了師父希望法統延續綿長的祝福。 現在法椿與真正的和尚之間，只差一張度牒了。 明代對于度牒管理，頗有一套辦法。從洪武十七年（1384年）開始，朝廷規定，天下持有度牒的僧道，每三年要考核一次，沒過的要收回度牒，比如今考駕照還嚴格。 不過就像其他政策一樣，官僚們很快就發現其中的利益所在。從景泰年間起，只要僧、道捐納五石糧食，便直接頒發度牒。再后來，朝廷干脆把這個制度當成開源之術，一遇災害，干脆簽發幾萬張空白度牒給當地官府，拿去換糧食賑災。 也不知道是法椿天資聰穎能順利通過佛典考試，還是他師父格外疼愛他，替他出了一筆費用，總之在兩年之后，法椿順利獲得了度牒，正式成為一名落籍的僧人。 此時休寧縣已經覺察法椿逃戶的事。法椿是家里的獨子，依大明律，單丁不得出俗。縣衙屢次下發文書，要求他立刻還俗應差，否則嚴懲不貸。可惜在大明體制里，這卻是一件幾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為什么呢？ 前面說了，大明在宗教管理上頗有創新，講究兩個字——意識形態上要“敬”，行政管理上要“汰”，換句話說，朝廷充分尊重你的信仰自由，但宗教不能凌駕于國法之上，也得接受朝廷部門的管轄。 洪武年間，朱元璋在禮部設立了僧錄司，總管大明佛教事務。這個機構在各地每一級都有分部：府一級有僧綱司，州一級有僧正司，縣一級有僧會司，逐級向上匯報。這些部門的官員都有僧人身份，謂之僧官。 用現在的話說，寺廟屬于條管機構，地方縣府是塊管機構，兩條線。當法椿獲得度牒之后，進入條管單位，休寧縣明知他是逃戶出身，卻再也無可奈何。 法椿徹底擺脫了俗世糾紛，開始在楊干院里大顯身手。他運氣特別好，跟對了人。他的師父佛海在當地頗有影響力，在正德年間一度做到了徽州府的都綱。 [注釋]都綱：為梵語“大經堂”之音譯，自唐代始有此稱謂。明初，在禮部之下設立僧錄司，管理全國佛教事務；在外府，則設僧綱司，掌管該府佛教事務，包括頒發度牒、決斷僧尼詞訟等。僧綱司主官為都綱，從九品，由政府選擇精通佛教經典、嚴格遵行戒律的有德之僧人出任。 都綱是僧綱司的主官，司掌整個徽州府的宗教事務，從九品。它看似是個最低級的芝麻官，實際權柄可不低。當地僧人違法犯戒、寺廟的爭端訴訟，都交由都綱來裁決調解。 不過這個職位雖有官身，卻無俸祿，手下辦事的皂吏仆役一應費用，還得僧官自己掏錢。所以這個職位的選拔方式，是誠德者任之。什么是“誠”？捐納一大筆銀錢就是誠，證明自家有財力勝任。什么是“德”？你必須得到本地諸寺住持的認可，有大德聯名作保，才有資格擔當。 說白了，這個官位得買。 買官之制看似荒唐，其實也有它的道理。鄉紳鄉宦為什么能在基層一言九鼎？一是有錢可以左右經濟，二是有聲望可以上達天聽。這兩個條件，是基層權力的來源所在。釋門雖然清凈脫俗，可也一樣要遵循這個規律。一個寂寂無聞的窮和尚，就算佛法造詣再高，坐上都綱的位子，也沒法開展工作。 法椿的師傅佛海能當上都綱，可見身家和聲望都不低。佛海退下來以后，稍微運作了一下，在嘉靖二年（1523年）把法椿也推上了這個位置。 法椿入寺不過十七年，剃度不過十五年，竟然能做到徽州府都綱，著實是個人物。 此時的楊干院，風氣已大不如前，廟里幾乎沒有認真修佛的。僧人們除了斂財誆騙之外，沒事還勾搭民間婦女，幾成淫窟。與楊干院僧人有染的女子，光名字留下來的就有滿真、七音、保弟、葉毛、佘窗、仙真等人。更有甚者，堂堂釋教弟子居然信了白蓮教，時常在寺里起香聚會，借機奸淫婦女，搞得烏煙瘴氣。 羅氏一族跟楊干院關系密切，看到和尚們這么亂搞，自然心生不滿。有一次楊干院又搞起白蓮秘法，這次居然公然立壇詛咒。羅家人嚇得夠嗆，生怕自己家被邪法影響，找到里老抗議。 按照大明律，每一百一十戶人家合為一里。一里之內，管理者除了里長和甲首之外，還有里老。這個職位一般由年高德劭者擔任，負責調解里內爭端。只有當里老調解不果，百姓才能去縣衙提起訴訟，不得擅自越級上告。 立壇詛咒這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羅家人不好直接去縣衙上告，便先請來里老呂社英調停。 呂社英去楊干院轉了一圈，回來勸羅家息事寧人。羅家問那詛咒的事咋辦，呂社英真能和稀泥，請來一個叫胡禛的術士，燒了幾張紙，做了一番法事，就算是解咒了。 這件小事并沒鬧得多大，可羅家人對楊干院的不滿溢于言表，積怨日深。尤其是羅家這一代的家主羅顯，知道朝廷對白蓮教的態度，懼怕萬一哪日楊干院事發，把羅氏一族也牽連進去。 嘉靖六年（1527年）十二月，楊干院的佛殿發生了損壞，重修工程由佛海的師弟、法椿的師叔佛熙和尚負責。這個和尚指揮工匠修理時，把一大堆瓦礫廢料蓋到了羅秋隱的墳頭之上。等到工程結束之后，他沒收拾，把垃圾扔在那里再也沒管。 嘉靖七年三月，羅顯偶然進入楊干院，看到祖墳被一堆瓦礫死死壓在下面，登時氣得夠嗆。再一打聽，發現主使者是佛熙，羅顯更是怒不可遏。 他和佛熙之間，那是早有積怨。 從前楊干院的位置靠近河道，屢次為洪水所侵。楊干院的和尚們遂把佛殿移到了羅秋隱的墳前，把供奉牌位的祠堂改到墳后的坡頂。經過這么一改，格局和宋代時大為不同，羅秋隱的墳本來在寺旁，這回被包納進了院墻之內，與佛殿咫尺之隔。 到了弘治年間，位于墳后坡頂的墓祠發生坍塌，當時負責修理的正是佛熙。這和尚自作主張，非但沒修好墓祠堂，反而趁機在原地起了五間大屋，修了個觀音堂，還造起了鐘、鼓二樓以及廠廳、廊房等設施，楊干院儼然成了一座大寺的規模。 當時羅氏雖然對佛熙不滿，但格局已成，只好退讓一步。沒想到這個和尚得寸進尺，如今居然用垃圾來羞辱羅家祖墳。 羅顯帶著無比的憤怒，叫來幾個族人，把祖墳上的瓦礫清理干凈，等佛熙回來理論。佛熙沒露面，只派了個小沙彌回話，提出一個要求：讓羅顯把祖墳遷出楊干院。 相信羅顯聽到這個要求時，內心是崩潰的。整個楊干院是為了給我家祖先守墳才建的，你們搞清楚自己的立場好不好？！羅顯把來人罵走，準備好好跟和尚們算算賬。 不料佛熙卻率先出手。 佛熙早看這座殿后孤墳不順眼，這次既然挑起了沖突，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事情做絕，老衲可不是吃素的！ 他手里一翻，準備了一份狀書，直接送到了歙縣知縣高琦的案頭。 在這份狀書里，佛熙聲稱羅氏一族看中了本寺的好風水，設了一個假墳在此，妄稱年代久遠，偽造方志文書，其實護墳是假，謀奪寺產是真。 猛一看，這狀書簡直就是胡言亂語，全無憑據。可佛熙一點也不擔心，因為他背后站著一位高人——正是他的師侄、時任徽州府都綱的法椿禪師。 都綱是宗教仲裁官，法椿自然熟知大明律。整個訴狀，恐怕都是出自他的手筆。 可不要小看佛熙這次提告的動作，里面的門道可是很深的。 百姓要告狀，得先請里老進行調解，調解不成再行告官。楊干院屬于寺廟體系，因此不受這個流程的限制，可以徑直去找知縣。換言之，羅顯要告楊干院，將會是場曠日持久的官司；楊干院告羅顯，卻可以立刻進入審理階段。 這樣一來，羅顯將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與楊干院對簿公堂。 知縣高琦接到訴狀之后，立刻派人把羅顯提來。羅顯一頭霧水趕到縣衙，看到佛熙旁邊居然還站著法椿。 原來，佛熙主動提訴，還有這么一層用意。 在《金陵梵剎志》里，關于都綱的權限是這樣說的：“若犯奸盜非為，但與軍民相涉，在京申禮部酌審……在外即聽有司斷理。”翻譯過來就是：如果訴訟是寺廟之間的，交由都綱仲裁；若訴訟發生在寺廟和普通民眾之間，則須通過當地官府來審理。 楊干院起訴羅顯，屬于宗教人士與民間的沖突，自然應該交給歙縣知縣審理。但因為楊干院是原告，身為徽州都綱的法椿，也有權參與進來。 種種跡象表明，這一次起訴是楊干院精心策劃的，目的就是讓法椿站在公堂之上，與羅顯對質。 羅顯本來信心滿滿，法椿是都綱又怎么樣？我家祖墳先于楊干院而起，這是板上釘釘的事實，有實物、有人證，還有府志、縣志、碑文等文獻為證，怎么可能把白的說成黑的？ 沒想到，雙方一對質，情況卻大大出乎羅顯的預料。 法椿上來就扔了三枚大炸彈。 第一，他宣稱羅秋隱墳墓的所在早已湮滅無聞，現在的墳頭是羅顯偽造的。理由是：這尊墳墓的形制狹小，墳邊又沒有石灰勾勒，只有八層磚圍，分明是臨時草草堆成。 第二，府志、縣志記錄簡略，里面所說的羅氏墳冢位置含糊，未必就是目前在楊干院里的這座，因此不足為憑。 第三，楊干院的建立，與羅氏無關。目前這所禪院始建于唐咸通二年（861年），位置是在歙縣孝女鄉，先后經歷三次遷移，方才落于楊干。而那篇所謂程元鳳撰寫的碑記里，說楊干院自寧泰鄉遷來，顯然指的不是這一所楊干院。院內的墳頭，自然也就不是羅秋隱的——羅家人拜錯墳頭了。 羅顯被這三枚炸彈給炸蒙了。這三條雖是強詞奪理，可一時之間不易辯駁。 沒等羅顯辯解什么，法椿又扔出了第四枚炸彈。 這是一份洪武二十四年的流水保簿，編號“賓一千九百九十九號”。那一年，徽州正好清丈土地，不光要清理民田、官田，所有寺廟道觀的土地也要登記造冊。楊干院名下的所有寺產，就登記在這份文書里，并寫明所屬人是楊干禪院。 法椿的主張很簡單：流水保簿是最具權威性的官方證明，足見官府承認楊干院的產權在寺僧手中，并無與羅氏有關的字樣。禪院內的建筑該如何處置，只有寺僧有權決定。 如果說前三條還屬于強行碰瓷的話，那這一條就是直指要害了。 不管楊干院和羅氏在唐、宋、元期間有什么淵源，至少在洪武二十四年之后，法律上認定楊干院是獨立經營的，而非羅家私產。 羅顯這下子可慌了。 他連忙申請同鄉做證。知縣發牌調來排年、里老、鄰佑來問話。 里老的身份剛才解釋過了，鄰佑即鄰居，這個排年，說來有些復雜。 明代的里長并非終身制，是由十戶富裕人家輪換充任，每戶輪值一年。輪值的人戶，稱為現年，不當值的九戶，則稱為排年。他們有義務為涉及本里的官司提供證詞或擔保。 這三類人，都是最熟悉羅氏和楊干院關系的外人。羅顯以為他們肯出來做證，多少可以扳回一城。孰料這些人在堂上支支吾吾，不肯明言。甚至有兩個早已從呈坎后羅分出去的族人——羅承善和羅互社，跳出來代表分家指斥羅顯。 看來法椿的準備工作做得十分充足，不光撒出銀錢去收買關鍵證人，還挖出兩個跟羅顯有仇的閑漢。楊干院是遠近知名的富戶，都綱這級別的官職說買也就買了，賄賂幾個小小百姓自然沒問題。 羅顯立刻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極為被動。他唯一的希望是知縣能稍微講點道理，做出公正的裁決。可他站在公堂往上一看，見是知縣高琦，心里明白徹底完蛋了。 高琦在《歙縣志》和《徽州府志》里有傳，他是山東武城人，進士出身，嘉靖五年（1526年）起擔任歙縣知縣。當地人對他的評價非常糟糕：“性剛愎，每以微罪杖人，不服則乘怒加杖，遂令立斃，且復黷貨無厭。尋以貪酷敗。” 以法椿的手段，不會不去重金賄賂這位“黷貨無厭”的主官，補上最后一手棋。 果然，高琦在審理時，表現出了極其露骨的偏袒，對法椿、佛熙一方言聽計從，對羅顯卻屢屢訓斥。羅顯嚇壞了，他知道高琦的名聲有多壞，除了“貪”之外，還有一個“酷”，動輒動刑，被當場打死也不是沒先例。 羅顯年紀不小，害怕自己稍有反抗，會被水火大棍伺候，便被迫含淚認（尸上從下） 。 高琦一見被告服軟，立刻敲釘轉腳，發下判決：羅顯和那兩個幫忙搬瓦礫的羅氏族人問罪發落，縣衙派人去把那座祖墳鏟平。 楊干院一方大獲全勝。 法椿不愧是徽州都綱，熟知司法流程不說，又膽大心黑，盤外著一著接一著，更有楊干院的財力支撐。他以有心算無心，硬是把一樁沒道理的官司給打贏了。羅顯輸得冤枉，可也輸得不冤。 羅顯回到家里，越琢磨越委屈，越委屈越氣憤。 倘若還在宋代，羅氏一族里世代簪纓，人脈深厚，連興建楊干院都能請來當朝右丞相撰文，哪個宵小敢來動歪腦筋？可惜進入明代之后，羅氏的官運卻大不如前。 準確地說，是后羅的官運大不如前。呈坎分前羅與后羅兩脈。前羅在明代出過幾個名人，比如徽墨鼻祖羅小華、隆慶進士羅應鶴、著名清官羅尚錦等等；后羅一脈則與官場斷了緣分，他們家出了不少商人和舉人，但再沒見到什么朝廷大員。 要知道，官員數量與家族地位密切相關。沒了官身護佑，你繁衍得再興盛，也不過是一塊肥肉，引各方垂涎。法椿、佛熙之所以肆無忌憚，高琦之所以敢貪贓枉法，還不是覺得后羅好欺負唄！ 羅顯擔心這場官司一輸，后面的麻煩無窮無盡。他召集了各房家長，說咱們不能坐以待斃，得把這場官司打下去。 族人們深知其中利害，紛紛出錢出力。現在有文獻記載的，羅顯惠、羅儀、羅權、羅興等八人負責跟隨羅顯當助手，處理官司事宜。在活動經費方面，羅昌璽捐了720兩，羅斯昌、羅斯齊兩兄弟，羅儀儒、羅良璽、羅珂珊等身家比較富庶的族人，每戶捐了650兩銀子。次一等的羅姓族人，或捐300，或捐100，也有家境比較困難的，只捐了十幾兩。 總之羅氏一族“莫不各隨其力之所及，家之所有，樂輸以為助”，齊心協力要渡過這次危機。羅顯對此很是激動，感慨說：“將以見一時舉族念祖之公心，且使后世知孝于祖者，垂直不朽，亦可以自勵云耳。” 羅家足足湊出差不多4000兩銀子，按當時的物價，可以買8000石大米。打個官司而已，用得著這么多錢嗎？ 還真需要。 《近事叢殘》里有這么一段隆慶年間的往事。一個叫曹大章的翰林回到老家金壇居住，遭遇強盜打劫，懷疑是揚州一個叫韓嘉言的鹽商干的。曹大章把韓嘉言告到了應天府。官司開打之后，兩家各顯神通，不是買通應天府尹，就是去找科道彈劾，行賄的行賄，收買的收買，銀錢潑水一般使出去。最終官司打到南京刑部，終于判定韓嘉言與強盜案無關。 可憐韓嘉言為了上下疏通打點，百萬身家花了個罄盡。雖然結局他還了清白之身，卻已被這無妄之災折騰到破產的邊緣。 可見在大明打官司，每一層環節都得使錢，不多準備點銀子是不成的。拿這4000多兩去對撼楊干院的和尚，還遠遠不夠呢。 羅顯收得了銀子，聚齊了人手，族里問他下一步打算怎么翻案，羅顯想了想，去歙縣擊鼓鳴冤肯定沒戲，鬧到徽州府也意義不大。 他一咬牙，說咱們去徽州府巡按察院上訴去！ 巡按察院是個什么地方？為什么羅顯覺得去那里上訴會更有勝算呢？這還得從大明的上訴制度說起。 大明朝廷有規定，打官司要一級一級打，老百姓如果起了糾紛，先讓里老調解，不成則去州縣里打官司；州縣解決不了，再上訴到府里；府里不滿意，再上訴到省級最高司法機構——按察使司。這個次序不能亂。如果有人膽敢越級上訴，擾亂司法秩序，無論是否冤枉，先笞五十再說。 歙縣的上級主管是徽州府。羅顯要循正規途徑，必須先在歙縣提告，然后再去徽州府上訴。這官司一打起來，怕是會曠日持久。 但凡事總有例外。 明代有一個官職叫作“巡按御史”，該官員代表皇帝定期巡視各地，檢查地方政務。可以把其理解為一個空降的司法兼紀委官員，上可通天，只對皇上負責，地方政府管不著。 巡按雖然只是七品官，但權柄極大，地方上舉凡民政司法的庶務，有問題可以“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更可怕的是，巡按還有兩把尚方寶劍。 第一把寶劍，是對地方官員有獎懲之權，可以保舉“廉能昭著”的清官，亦能追究“蠹政害民”的貪官。所以就連四品知府看見七品巡按，都得客客氣氣的。 第二把寶劍，巡按除了監察之外，還自帶法院屬性，有權接受軍民詞訟。如果老百姓覺得縣衙處斷不公，又不愿意上訴到府衙，那么還有一個選擇，就是去找巡按上訴。 巡按是中央官員，找他打官司不算越訴。而且巡按的身份獨立于地方，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證審案不受地方利益干擾，算是百姓的另外一條申冤的通道。老戲文里經常看到，動輒戲臺上出來一個“八府巡按”主持公道，威風凜凜，所有人都得跪。雖然“八府巡按”不是正式官職，但也多少能看出其在民間的威名。 徽州府隸屬于南直隸地區，歸中央直轄，沒有省一級的按察使司，但屬于應天巡按御史的巡查區。 羅顯在歙縣這里吃了虧，又不想驚動徽州知府，自然就該去應天巡按那里找回場子。 說來有趣，徽州府的辦公地點，就在歙縣的縣城里頭。羅顯從歙縣縣衙出來以后，一拐彎就能走到徽州府衙，再往東邊走上幾步，可以看到一座高大寬闊的公署，這里就是應天巡按御史的辦公室——徽州巡按察院。 這是洪武三年（1370年）興建的建筑，有正廳耳房五間、泊水三間、直舍一間、后堂三間、左右廊各六間、門屋七間、聽事廳左右各三間，算得上大院子了。 巡按御史沒有固定駐地，要巡視遍歷各地，各地都會設有一座“察院”作為辦公室。歙縣是附郭縣，縣衙和徽州府衙同在一城，所以歙縣察院和徽州察院索性合并一處，一個單位，掛兩塊牌子。 不，嚴格來說，是三塊牌子。 這座公署本來還有一塊牌子，叫作“應天巡撫徽州都院”。 巡撫這個官職，比巡按級別更高。在大明國初，行省一級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分管民政、司法以及軍事，號稱“三司”。但三司彼此獨立，運轉起來特別麻煩，后來朝廷設了一個“撫政安民”的巡撫，節制三司，軍政一肩挑，比現在的省長權力還大。 比如在隆慶年間，海瑞就曾巡撫應天十府，威名震懾，嚇得整個南直隸官場為之簌簌。 巡撫的頭銜里既然有個“巡”字，自然也要在各地設下辦公地點，稱為“巡撫都院”，也有受理訴訟的職能。南直隸巡撫一共有兩個，一個叫“鳳陽巡撫”，負責鳳陽、廬州、淮安和揚州四府，兼漕運總督；還有一個叫“應天巡撫”，負責應天、蘇州、松江、徽州、安慶等十府政務。它在徽州府的辦公室，叫巡撫都院，一直是和巡按察院合署辦公。 弘治十四年，應天巡撫彭禮來到徽州，覺得一起辦公太麻煩了，徽州府趕緊在府學左邊建了個新都院，把牌子搬了出去，舊院仍交巡按使用。 徽州百姓一提到都院和察院，都敬畏地稱之“兩院”。 嘉靖八年（1529年）年初，羅顯寫好上訴的狀書，帶著全族人民的希冀，踏進了巡按察院的大門。 可巧新一任巡按御史剛來，此人叫劉乾亨，是河南洛陽人。劉乾亨新官上任，很想有一番作為，對這件案子頗為重視，遂接下了羅顯的訴狀。 羅顯這份訴狀，也是請了高人指點。里面先不提楊干院和羅秋隱墳的事，而是指責楊干院“招集流民偽僧為非”“習演白蓮教法，聚散無常”，說佛熙奸淫婦女并“謀死奸婦父男”，說法椿“夤緣官府，交通賄賂”，總之先給人造成一個先入為主的印象——這闔寺僧人都是奸佞，奸佞之話必不可信。 說完這些，狀書才開始講述羅家祖墳的事，引用大量文獻來論證羅氏“因墳建寺”的緣由，以及佛熙等人的惡行。最后還不忘把知縣高琦捎進來，說他貪贓枉法，濫用酷刑，事后還派人平墳，簡直罪大惡極。 劉乾亨看完羅顯的訴狀，覺得這案子沒什么疑問，勝負立判。不過正因為勝負太明顯了，反而比較麻煩。 巡按雖然可以接軍民詞訟，但并非能事事親審。《大明會典》里說得很清楚：“（巡按所接案子）若告本縣官吏，則發該府；若告本府官吏，則發布政司；若告布政司官吏，則發按察司；若告按察司官吏……不許轉委，必須親問。” 可見大部分告官案件，巡按只能向被告官吏的上一級轉發，只有當按察司官吏涉案時，巡按才能親自出手。 羅顯這個案子涉及歙縣知縣高琦，按正常流程，劉乾亨應該將其轉發給徽州府，由府屬推官來處理。可如果徽州府能解決，人家何必跑來察院多此一舉？ 劉乾亨再看了看，發現狀書里提及了一個細節：羅顯指控高琦除了收取賄賂之外，還濫用酷刑，將其屈打成招。 這回好辦了！ 《大明會典》里關于巡按親審的條件，有一則特殊條款：“伸訴各司官吏枉問刑名等項，不許轉委，必須親問。”就是說，如果案情里有官吏擅用刑求逼供、鍛煉成獄的情節，巡按不得再轉發出去，要親自審問。 按照我們的想象，接下來應該就是劉青天親自升堂了吧？驚堂木一拍，奸僧犯官紛紛跪下認罪云云。 不，并沒有。接下來劉乾亨做出一個特別奇怪的決定——轉寧國府提吊文卷審理。 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