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王小峰去了深圳，蕓姐和公婆就天天盼望著他的消息。不久王小峰就來信了，他說，在深圳找工作確實很容易，許多工廠、公司都在招工，香港的，臺灣的，日資的，韓資的，歐美的都有，需要的人員也是各種各樣的，所以不論男女、學歷都能找到工作；但大多是手工勞動或者重體力勞動的活，腦力勞動的工作都要大學學歷。他只是個高中畢業生，所以很難找到合意的工作。他暫時和趙明一起在一家臺資老板的電子廠打工，收入是按件得資，他初做，技術不熟練，每月只能拿七八百元；再過一兩個月技術熟練了，就能拿到一千多元，半年后技術熟練了，就能和趙明一樣拿兩千多元了。他說雖然忙碌，心里沒有負擔，精神卻很好，請家里不要掛心。

    有了小峰的確切消息，蕓姐和公公婆婆都放心了。小峰在深圳打工了，看來一時半會回不來，到縣城開店的事只好作罷。蕓姐把小峰打工和不再考慮在縣城開店的消息及時告訴了我；我又告訴了父親，叫他暫時不要為王小峰租賃店鋪的事操心奔忙了。蕓姐回到娘家，把小峰打工的消息同樣告訴了父母親。父母親埋怨她說：“是你得罪了李鄉長家，所以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要是當時同意了李鄉長的親事，哪里會有這種事發生？”蕓姐說：“我寧愿嫁給小峰，也不愿意嫁給那種下流痞子，他除了會打架、鬧事，還會干什么？小峰不做生意，到深圳打工，一個月也能掙一兩千塊！”她爹媽說：“現在，小峰在咱們鄉是無法做生意了，也只好到深圳去打工，離開小李遠遠的，他就無法找麻煩了。”他們隨后又問：“小峰到深圳打工去了，你干什么？”蕓姐說：“我又不識字，能干什么？回家種地唄。不過那么多地，我一個人也忙不了，回給我一半就行了；收的糧食夠吃的，小峰每月再寄些錢來，生活照樣能過得不錯。”她爹媽說：“這樣也好：平時，你和你婆婆干干，農忙時，叫你兩個弟弟過去幫你忙忙，既不會太累，也有事干了，不致閑著無聊。”

    不久，夏收夏種開始了，蕓姐和婆婆一起投入了緊張的田間勞動，家務活交給公公。蕓姐重新當農民，在街上站柜臺賣貨時穿的服裝自然不能穿了，她又穿起勞動時的衣服。每天早起晚睡，忙收忙種，又有兩個弟弟幫助，農活也沒有落后，只是多勞累些。

    一個月后，小峰又來信了，一來詢問家里夏收夏種的情況，二來說他不打算在電子廠干了。因為電子廠的勞動時間太長，每天干十個小時，有時趕活竟達十二個小時，他感覺身體受不了。他打算重操舊業，去做生意，自認為在這方面還是有些辦法的。對于小峰去做生意，公公婆婆都表示支持，說他自幼讀書，身體瘦弱，不慣勞動；做生意，讀的書也能發揮點作用。蕓姐也認同小峰經商的能力。于是叫弟弟給小峰寫了回信，說明家庭的情況和支持他經商的意見。

    可是接下來一連幾個月都沒有收到小峰的來信，不知道他是否仍在電子廠做工，還是去做生意了，做生意的情況怎么樣。因為沒有小峰新的通信地址，她仍舊往電子廠去了一封信，可是不久信就被退了回來，說此人已不在電子廠。沒辦法，她只好又給趙明去了一封信，問他小峰干什么去了。趙明回信說，小峰離開電子廠已經兩個多月了，說是去做生意，至于做什么生意，情況怎么樣，他一直沒有見到小峰，也無從知道。這下，蕓姐和公婆都擔心起來，又無處打聽，只得耐心等待，其間難免有種種猜想，好的，不好的，都有。

    接下來是秋收秋種，蕓姐一邊忙碌農活，一邊還掛念著小峰，常常和爹媽、公婆以及兩個弟弟說起小峰的事。他們除了各種切合實際和不切合實際的猜想，就是搖頭嘆息，也沒有別的辦法。她爹媽不免又埋怨她不該和小峰結婚，說王小峰是個不能吃苦耐勞、又不安分守己的人，靠不住。蕓姐雖然不能完全同意父母親的看法，到這時，也不免埋怨起小峰來：“你到底到哪里去了？也不來個信？走的時候，我再三叮囑你，你為什么總是不聽話？”但是，他在電子廠打工的時候是來過信的呀。現在去做生意了，就不來信了，說明他做生意并不順利，或者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蕓姐越想越擔心，害怕，有時竟通夜不眠。田里還有農活要干，又總是憂心忡忡，一個秋季干下來，她不免心力勞瘁。

    直到春節前夕才收到小峰從深圳寄來的一千元錢，卻沒有來信，只在匯款單的留言中寫了兩句話：“我很好，莫掛念。”寄錢的地址仍然是電子廠。小峰不是離開電子廠做生意去了嗎，為什么地址還寫電子廠？蕓姐和公婆思來想去，最終估計小峰的生意一定做得不大，是流動性的，沒有固定地點，或者只是擺地攤，所以只得照舊寫電子廠的地址，因為趙明還在那里，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聯系。也只好這么猜想和認為了。但不管怎樣，說明小峰仍在深圳，生意雖然不是很好，起碼是平安的，多少也能賺些錢，否則，哪能一次寄一千元回家？他們這才稍稍放心。

    春節過后小峰又沒有了消息。蕓姐和公婆今天盼明天，這月望下月，還是不見小峰來信。眼見到了五月，立夏了，王小峰仍然杳無音信。蕓姐著急了，又給趙明寫了一封信，請他幫助打聽小峰的消息；趙明回信還是說自從小峰離開電子廠就沒有見到他，小峰沒有工作單位，也沒留下地址，他無從打聽。這一回，蕓姐和公婆不但是失望，而且頗為擔心了，不免疑慮重重。難道小峰真的出事了？要不，為什么這么長時間不給家里來信？他是高中畢業生，寫封信并不難呀！現在，社會富裕了，人們生活好了，自由了，也更混亂了，打架斗毆的，欺詐行騙的，劫人綁票的，層出不窮，應有盡有，就連殺人越貨的事也有發生。但是，這些人作案，一為劫財，一為劫色，或者是為了仇殺，這些事情好像與小峰關系都不大。于是他們又想到車禍。現在汽車多得像螞蟻，車禍每天每時都有發生。難道小峰出了車禍？他在深圳除了趙明，沒有人認識他，無人認尸，交通部門還不自行處理了事？他們想來想去，還是覺得如果出事，車禍的可能性最大。隨后又后悔不該同意小峰去深圳打工。最后他們又把罪過都算在李鄉長兒子小李頭上：小峰在街上生意做得好好的，還成了萬元戶，致富帶頭人，受到鄉政府表彰；都是這個壞蛋鬧的，好好的生意不能做了，只好不遠萬里，跑到深圳去打工，結果就出事了！蕓姐和兩家老人早早晚晚不知流了多少眼淚，罵了小李多少回。

    日有所思，便夜有所夢。一天蕓姐哭著跑來找我，說她夢見王小峰在深圳遭遇車禍，橫尸街頭，一片血肉模糊。她不停地哭泣，淚流滿面，極其悲傷，還說要到深圳去找他。我只好勸她說：“做夢和現實正好相反，王小峰必然平安無事。也許他要給你個驚喜，等賺了大錢回來給你建樓房！你別心急，且等一陣子再說。”

    蕓姐哭得更痛，說：“我一分鐘也不能等了！再不想要他賺錢、建房，只求他平安回家，一家人團團圓圓在一起過日子，就是住草房喝稀飯也是香的，也心甘情愿。”

    我說：“這只是你的想法，未必是小峰的想法。你想，他不愿打工，一個月掙一兩千塊還不滿足，卻要改做生意，野心勃勃的，他怎么會想留在家里種地？你就是找他回來，他也不肯安心呆在家里陪你種地，還是要走的，你找他回來有什么用？”

    蕓姐說：“我這次找他回來，就是拴也要把他拴在家里，再不放他走了。”我說：“深圳那么大，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外來人口那么多，他沒有固定地址，連趙明都找不到，你一個山西農村人，就是去了，兩眼一抹黑，到哪里去找他？”蕓姐聽我這么說，沉默了，好一會她說:“你說的也有道理，我就暫時不去找他。妹，我回去再寫封信給趙明，托他繼續幫我找；另外，你縣里熟人多，有到深圳去辦事的，或者過去的同學、朋友有在深圳打工的，千萬拜托他們幫我找找小峰；一有消息，我立即過去把他帶回家來。”說著又哭，抓住我不放。我只好答應托人幫助她尋找王小峰，她才停止哭泣。

    蕓姐相信了我的話，不再哭泣，我自己倒猶豫起來：王小峰一沒有地址，二沒有工作單位，偌大的深圳，成千上萬經商的，打工的，每天你來我往，車水馬龍，不停流動，王小峰就像這股洪流中的一粒泥沙，到哪里去找他？你別說到深圳出差或者打工的，就是深圳當地人也未必找得到。但我不敢這么對蕓姐講，怕她傷心絕望。所以，她每次來問，我總說：“正托人找呢，暫時還沒有消息。”她不免又抹一回眼淚。我問她趙明找到沒有，她連連搖頭，說趙明回信了，依然沒有找到。我為了安慰她，向她表示繼續托人幫她尋找王小峰。但是心里卻在打鼓，沒有一點底氣，日思夜想，忐忑不安。不知這個性格古怪、思想多變的王小峰又到哪里去了，干什么事情去了，更不知這事最終是個什么結果，該怎么了結，不免一陣陣替蕓姐犯愁，又替王小峰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