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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們因有“商旅聚會”，官府遂差官“拘收稅錢”。

    在紹興三年（1133），巖寺的商稅歲入已經達到6300余貫，新館的商稅歲入2100余貫。

    當地的地方官員因這兩地經濟收益好，遂向朝廷申請將兩地升為鎮。

    而巖寺、新館這兩個地方在設鎮以前，顯然就是低于鎮的村落級別的地區了。

    這種表現，可以說是“城市化”的萌芽現象，如果沒有元蒙離奇般崛起，然后打斷了他們的發展，哪怕只要過上一二百年，在南宋境內，不算沿海、沿江地區，就算在內陸上也怕會自然形成幾個巨大的城市群……但是他們有這個機會嘛？

    穿過余杭縣以后，就快要到臨安城了，他們發現自己路過的鄉鎮都開始具有衛星城的模樣了，這又從另一個角度來證明了此時是農村鄉鎮化的高峰了。

    四輪/大驢車開始放慢速度了，車外的人聲也越來越多了。

    車廂里的人不停地掀開竹簾子向外觀看，這還是離臨安城遠一些的地方呢，明顯比臨安縣城熱鬧了。

    王德發說：“這就好比是深圳的布吉鎮了……”

    大家認可。

    他們在一家飯店吃了飯，飲了兩角酒；他們的驢子們也和幾匹駱駝一起吃了飯，飲了清水。

    令人新奇的是，他們竟然能遇到了駱駝，也沒有遇到馬，當然更多的還是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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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室南遷的時候，于公元1138年定行在于杭州，改稱臨安。

    真正的大宋人，沒有人叫這里為國都的，他們認為大宋的國都還是在東京，這里只是行在。

    此后便擴建原有吳越宮殿，增建了禮制壇廟，他們疏浚河湖，增辟道路，改善交通，發展商業、手工業，使之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直至公元1276年南宋滅亡，前后共計一百三十八年。

    這里分為內城和外城。

    內城，即皇宋高宗城，方圓九里，環繞著鳳凰山，北起鳳山門，南達江干，西至萬松嶺，東抵候潮門，在皇城之內，興建殿、堂、樓、閣，還有多處行宮及御花園。

    外城南跨吳山，北截武林門，右連西湖，左靠錢塘江，氣勢宏偉。

    外城垣設城門13座，城外有護城河。

    由于北方許多人隨朝廷南遷,使臨安府人口激增，發展到現在吧，整個周邊地區，一百五十萬人口是有了。

    但如果說北宋東京的政治和生活中心還是宮城——里城——外城——郊外的順序依次擴展，那么南宋臨安城已形成多中心式結構。

    他們的外城城門外形成若干大型生活用品批發市場，主要有糧食、蔬菜、水果、水產品、肉產品等。

    西湖沿岸則形成又一個中心區，樓臺沿湖林立，園林斗艷爭奇，寺觀眾多，正所謂“一色樓臺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儼然是一個集居住、娛樂、文化、商業于一體的繁華區，由于各種原因，西湖區并沒有被括進臨安城圈。

    但是，西湖，雖在城墻之外，卻成為杭州不可分割的部分。那些在這里享受燈火樓臺、夜夜笙歌的達官貴人，也絕不認為自己住在城外就成了鄉下人。

    西湖人口的增多，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商業的繁榮創造了條件。

    南宋都市經濟的繁榮，不僅超越前代，呈現出現代化的繁榮，而且居世界前列。

    當時臨安手工作坊林立，生產各種日用商品，尤其是絲織業的織造技藝精良，能生產出許多精巧名貴的絲織品，在全國享有盛名。

    據《武林舊事》等書記載，南宋時的杭州商業有440行，各種交易甚盛，萬物所聚，應有盡有。

    對外貿易相當發達，有日本、高麗、波斯、大食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與之有使節往來和貿易關系，朝廷專設“市舶司”以主其事。

    西湖風景區經過修葺，更加嫵媚動人，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酒肆茶樓，藝場教坊，驛站旅舍等服務性行業及夜市也很興盛。

    當吳大鵬他們的四輪/大驢車進了臨安城西北面的余杭城門后，他們心里都跳了一下，好像感覺到了什么。

    余杭橋下的水在不緊不慢地流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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