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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些士人來說，就為了工資而整天和別人論爭買賣貨物的大小多少來收費，真是讓人感到無恥了。

    再說了，這個時空士人的生存方法很多的。

    大宋到了南宋時期，賦稅成為最重要的經濟來源，特別是其中的商稅。

    地方稅收的情況直接決定了官員的前途，可是有時候有水平的士人不愿意干這個職業，沒有水平的人又干不了。

    所以在一些中小縣城里，只能由縣令之類的人兼任了。

    胡進縣令當然不能下到基層去收什么過稅和坐稅，他在這里主要實行買撲制。

    現在臨安縣城的經濟體量還是太小，他都沒有雇傭什么攔頭幫助收稅，只是讓縣城里各個行業中的大戶承包每一年的稅收，以他們為主體征稅。

    然后允許那些大戶們向著同行的其它商戶征收。

    這樣的辦法，胡進縣令是省事了，但是稅收總額也不會太高。

    所以上級對他的考評也一直是平平，沒有啥能減少磨堪時間的業績，更別說直接升遷了。

    可是對這一些，喜好禪學的胡進縣令也不是太在乎，說得過去便成。

    所以當穿越走私者們在質押或購買貨物時，這些個期間發生的稅物，人家商家早都事先繳納過了。

    到了南宋時期，大宋政府歷史性的徹底實現了貨幣制稅收。

    張國安事先問好了他開辦作坊所要繳納的稅種，算了算，竟然有十一二種，加起來也是不低呢。

    有些稅種名字還怪呢，他一一都問清楚了后，憤怒地想，我這還沒有要打官司的意圖，這里的法制建設費就要先交了！

    但是那個幫忙辦理登記的牙郎馬云卻驕傲地說：“胡進縣令一心向佛，某縣是稅種最少的縣城了?！?

    了解了真實情況后，張國安和王德發也不得不認同這一點，他們這一路都沒有遇到所謂收稅的“攔頭”，不是他們幸運，而是人家胡進縣令沒稀得設立。

    換成別的地區，可能不只是遇上一次了！

    “攔頭”是沒有工資可拿的，他們的收入直接和稅收多少掛鉤，所以會是什么樣子，你懂的。

    真正走近了大宋，你就會明白，它也許又沒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愛了。

    這個大宋政府開創了無數稅種，當時的人都不能一下子列舉清楚，他們自己都稱為不可以遍舉，亦不能遍知。

    這些稅種多數極其瑣碎，針頭線尾都打主意，說起來簡直有失國家體統，像是宋子強那個愛算小賬的老婆了。

    更讓人哭笑不得的是，它們大多是適應攤派的需要而臨時發明了某種稅，有的后來遂成為定制，其中以“經總制錢”“月樁錢”“板帳錢”三個大項目下數百個稅種作為主體。

    “經總制錢”是經制和總制兩個官署先行征收的，所以以官署命名。

    經制錢是起源于經制使司在鎮壓方臘起義后的財政危機攤派，它附加在各種稅收之上，比如附加到酒專賣上面的是“權添酒錢”。有趣的是后來提刑司，學事司諸司也都進來插一腳，每個部門都要加派，于是“權添酒錢”變成了“諸色添酒錢”。

    總制錢呢，則為宋朝南渡初財政困難中所創，也都全是瑣碎的雜稅，如勘合米墨錢，二稅畸零剩數折納錢、投稅印契稅錢、得產人勘合錢、茶鹽司袋息等等，沒人能一下子說清楚。

    “經總制錢”在宋朝財政危機的年份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紹興三十年達到近兩千萬，當時大臣稱，當今經費，多依賴經總制錢，晚一些的葉適也稱戶部日常之用，十分之八出自經總制錢。

    第二大項的“月樁錢”是軍費攤派，戶部要求地方每年解送多少錢到中央去，至于地方怎么弄到這么些錢，戶部是不管的。

    地方生錢的法子很瑣碎，名目繁多，奇思妙想，令人贊嘆。

    比如“戶長甲貼錢”“保正牌限錢”等多數名目都看不懂，只看懂了兩條，兩次訴訟不勝要罰款，獲勝也要交歡喜錢，繳納牛皮筋角要額外收錢。

    第三大項的“板帳錢”也是南宋初年財政困難的產物，交田賦時“耗剩”的糧食由官府笑納，“靡費”的布帛也由官府笑納，失竊物品追回后，官府也收入倉庫，此外還有無數其他收法，反正官吏們的智慧和發明能力是無窮的。

    值得一提的是“僧道免丁錢”，由于僧道是可以免除徭役的，農民都想去做，于是官府規定，要出家，行，交錢來。蘇軾在杭州，想治理西湖，但都拿不出錢來，只好向中央申請了度堞來賣。

    財政靠度和尚來支撐，這真可謂極大的諷刺。

    王德發后來安慰張國安說：“行啊，好歹他們還能讓你自由貿易，換個朱元璋看看？串個門都要路條。

    若是他們的稅種還多，自己還玩壟斷，好生意全搶著干了，你不也得受著？”

    張國安笑了，說：“再美好的專制政權，還是專制政權，無論怎么歌頌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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