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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全面開展對日物資禁運，破壞日軍掠奪計劃。各解放區都明確規定各種物資的性質，統制輸出入貿易，嚴禁“利敵物資”的外運。在解放區通往敵占區的各交通要道，抗日政府還設置了稅務、檢查機構，嚴禁偷運夾帶。此外，紅軍部隊主要打得是游擊戰，所以大量的軍隊掩藏在鄉下、農村等地區，每逢收獲季節，抗日武裝部隊便能幫助農民搶在敵軍前頭收割農作物，或組織力量襲擊敵人的征購隊伍。幫助群眾堅璧清野，這使日軍能夠從解放區、游擊區搶掠到的物資更加捉襟見肘！

    第三，紅軍還在后方專組建了作戰計劃，例如襲擊日偽的物資征購組織，破壞敵偽廠礦的正常生產秩序等。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紅軍部隊常常襲擊敵偽征購機構，如采運社、合作社及其辦事處。在工廠、礦山則發動工人，職員罷工、出走，破壞機械設備，這也從側面加劇了日軍掠奪的困難。

    第四,開展鐵路、公路和橋梁的破襲戰，攻擊敵軍的運輸車船。如在1940年8月到10月，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的兩個月內，共破壞石太、同蒲、平漢等線940多里，公路30000多里。

    這種交通破襲戰不僅有效地阻止了日偽的軍隊和物資運輸，而且也造成了日軍人員、車輛、通訊器材的巨大損失，給日軍的“以戰養戰”以沉重打擊。也引起了日偽機構內部及日偽軍間的矛盾和爭奪。

    雖然名義上日軍與偽軍同屬與日本軍隊，但在戰爭如火如荼的時候，日軍自己都顧不上，就更別提保證偽軍的生活必需品了！

    但這樣對偽軍視而不見的動作和行為無疑是激起了偽軍政機構的強烈不滿！

    所以，為了保證自身的生存，偽軍部隊只能在轄區內偷偷摸摸的另外征收糧食和物品，但這樣卻是導致了日軍掠奪的物資變少了。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農、礦資源也在不斷減少，比如晉冀魯等地區，小麥等11種農作物的種植面積，1941年比“七七”事變前減少16%。

    據估計，華中地區15種農作物的總收獲量，戰時平均每年比1936年低20%到30%。

    1941年，長江中游、平漢線及鎮江一帶，水稻收獲量只有“七七”事變前的40%。

    在礦業方面，比較突出的是在制鐵業中占主要地位的土高爐產量，始終沒有達到戰前水平的30%。這種農礦產品產量日益減少的情況，對于日軍的掠奪計劃來說無疑是個致命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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