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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竹道繼續說道：“在和章靜發生關系，還是和文韜等人發生關系之間，王康之所以選擇后者，其目的應當不是出于對章靜的保護，而是由于當時他已經喪失了男性功能，并且極有可能對女性已經產生了憎惡心理。”

    桂瑛給李梅配的移動電話及號碼，似乎成了她和福利院之間溝通聯系的專機。通過對其通過記錄的查詢，發現其絕大部分的通話人都是堰城福利院的領導、工作人員，或者是已經離開了福利院的一些孩子。

    通話人不多，但一年左右的時間下來，通話記錄也不少。在對所有的通話記錄和通話人進行排查時，發現其中一個電話號碼已被注銷。注銷的原因倒也不復雜，僅是因為該號欠費已經超出了3個月。這種情況的出現，并不奇怪，通話人有可能換了新的手機號碼，而棄用了原來的手機號。

    根據通話記錄顯示，李梅撥出這一被注銷的手機號，并與其進行通話的時間是在2019年3月29日，通話時長12分鐘。這說明，該號在此之前應當是在正常使用，在此之后才被棄用，并最終被注銷。同時，這也是李梅使用的桂瑛名下的手機號的最后一個通話記錄。

    此外，根據和諧小區的居民以及桂瑛的反饋，李梅在他們眼里消失的時間大約是在“大半年”以前，這一時間點與“2019年3月29日”高度吻合。也就是說，李梅是在撥出那一通電話后，才突然消失不見，直到白土文案爆發，專案組介入，通過種種假設與反推，最后才確定死者就是李梅。

    這一被注銷的手機號碼極度可疑，使用其與李梅通話的人是誰？

    手機號碼被注銷后，一般人通過一般渠道，查詢不到原機主的個人信息。但公安機關不屬于一般人，其查詢渠道肯定也不一般。

    手機號碼被注銷，即使該號不再綁定個人的身份證號碼，但在運營商內部還是有相關的注冊以及注銷情況。公安機關出于辦案需要，向運營商函請查詢機主信息，運營商通過最內部的系統查詢，能為公安.部門提供該號原機主相關資料。

    在專案組的高度重視下，運營商將查詢結果反饋給了段明。該號的原機主姓名為李海軍，同時還有其身份證號碼。

    經查，李海軍并非福利院的工作人員，也不是生活在其中的弱勢人員。同時，李海軍和李海東僅有一字之差，這立即引起了段明的注意。通過對李海軍身份信息的進一步調取，果然發現其證件照與王氏兄弟的一模一樣。

    王安和王康、李海東和李海軍，這一對雙胞胎的雙重身份算是找齊了。但問題又來了：王安王康，分別對應的是李海軍李海東中的哪一位？

    因此，在僅獲取了王安王康二人學籍信息的條件下，李竹道再次將刑偵組一分為三，分別對王安王康曾經就讀的學校進行走訪，除了想要加深對他們的了解，試圖在性格上進行“遠期的”原因因素分析，尋求作案動機，同時也是將他二人辨別區分開來，將其分別與李海東李海軍對應上的需要。

    隨著兩組人馬走訪信息的不斷匯集，王安王康、李海軍李海東相互之間的對應關系也越來越清晰。

    值得一提的是，老劉反饋的王康的手機號碼和李海軍被注銷的手機號碼一致，是為同一個號碼。這似乎就意味著王康應當就是李海軍。

    但事實卻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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