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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9年7月，巴黎市民攻占了巴士底獄，街上的一些女性商販都紛紛拿起武器，提起裙擺，加入了攻占巴士底獄的大軍。各階層的婦女們也都聚集在一起，同他們父兄、丈夫一起為自己的利益而戰斗。

    10月初，受到饑餓和反革-命威脅的巴黎人民忍無可忍，以六千名婦女和少數兒童為前導，在馬亞爾的帶領下，于5日向凡爾賽進軍。

    6日凌晨，示威群眾攻入王宮，迫使國王一家跟隨制憲議會遷居馬術廳與隔壁的杜伊勒里王宮。回到巴黎之后，路易十六很快就批準《八月法令》和《人-權宣言》，開始向巴黎供應糧食。

    從此，法國宮廷被置于國民議會和巴黎人民的監視之下，加強了巴黎作為全國革-命中心的地位。

    然而，在男人們獲得了政治權利的時候，卻不愿意同曾經并肩戰斗過的女性分享勝利的果實。

    1789年8月，制憲議會通過了《人-權宣言》，但是“性別歧視”，這個舊社會的意識毒瘤還盤根錯節的潛伏在社會之中。盡管《人-權宣言》雖然宣布了公民的權利，但忽略了女性公民權利和選舉權的問題。

    從三級議會、制憲議會、立法議會，再到即將壽終正寢的國民公會，絕大部分議員表示：婦女就是天生的弱者，她們缺乏主見，感情用事，拒絕讓他們參與到公共政治事務的治理中。

    甚至，在連“婦女沒有理性的天賦，只有少數杰出的婦女能夠享有權利。”這種妥協性質的提案，也在議會大廳遭遇壓倒性票數而被否決。

    從1790年起，到1793年的上半年，在君主立憲派（斐揚派）和吉倫特派當政期間，法國婦女地位有所提升，很多議員默許了婦女“不太過火”的解放運動。

    其間，斐揚派的資深議員，以及后來吉倫特派領袖之一的孔多塞，發表了《關于承認女性公民權》的小冊子，他聲稱男女都有平等權利，女性與男性一樣享有天賦人權。

    很快，法國婦女開始積極參加各種政治團體，當時較有影響力的“憲法保衛者俱樂部”，“雅各賓友愛會”等等。

    不僅如此，1792年和1793年巴黎的婦女們首次攜帶武器，參加了軍事游-行，在對外戰爭爆發后，想方設法入伍作戰保衛祖國，在激烈的戰斗中，出現了很多與男子一起出生入死，流血犧牲的婦女。

    1793年，法國婦女爭取政治權利的斗爭更加高漲，婦女們用自己的理論將自己融入到了社會政治生活中，她們經常會強調是與男人一起生活在一個共和國中，所以所有成員都應該在公共事務中達成協作。婦女有“協助共同利益”的義務，因為共和國是一個互利的空間，婦女應該參與到公共事務之中。

    1793年6月，在對《共和元年憲法》進行全民表決的時候，婦女雖然沒有權利出席初級的會議，但是因為實行了普遍投票的制度，很多婦女仍然和男性分開行使了投票表決的權利。

    但是好景不長，等到激進的埃貝爾派控制了巴黎市政廳的時候，共和國政-府就開始扼殺君主立憲派和吉倫特派支持下的女權運動，讓婦女所爭取到的一些權利瞬間化為烏有。

    1793年10月政府開始下令封閉，將各種婦女團體解散并禁止婦女參加公眾活動，還將婦女參加政治活動當作叛逆罪來處理，并且下令全體婦女回到自己家里等待新的命令。

    革-命初期作為中堅力量的婦女不僅被趕回了家，有些女權激進分子還被送上了斷頭臺。從此一切成為了過去式，婦女被迫呆在家中，一切的政治權利都被剝奪了。

    《女權宣言》就是在此背景下被創作了出來，它的作者奧蘭浦說過一句名言：“如果婦女有上斷頭臺的權利，那么她們也應該有上政壇的權利。

    但是法國的雅各賓派并沒有給她相應的權利，只是送她上了斷頭臺，國民議會之后也把婦女逐出了公會席位。德·古日作為婦女權利的支持者，在她被處以極刑兩周后，巴黎公社檢察長皮埃爾·肖梅特發表演說，打壓仍對爭取權利抱有希望的婦女：

    “從什么時候起允許婦女放棄她們的性別變成男人？從什么時候起習慣了看到婦女拋棄了對家庭和子女的精心照料，來到公共場所，來到演講臺，來到議會，來到我們的軍隊中間，履行天性只分派給男人的權利？

    ……

    （你們）要記住這個‘潑婦’……這個無恥的德·古日……她不去承擔自己的家庭責任，并且妄想參與政治事務，還犯下如此罪行。她的這些不道德的所作所為，已經被法律復仇的火焰所吞噬，你們難道還想要效仿她嗎？不，當你們做回婦女天生應該做的事情的時候，你們一定會覺得那才是你們值得做的事情。”

    從雅各賓派的“三巨頭”時代，到安德魯的熱月政-府與督政-府，不停有政要官員站出來，嚴厲批評和謾罵所謂的“婦女平權主義”，在他們看來婦女參與政治活動就像是潑婦在街上亂逛，受到制裁都是罪有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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