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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街上，頭戴紅帽子與高唱《馬賽曲》的人，會受到嘲諷與攻擊，自由樹都被砍倒，大恐怖時期的口號標語也被涂抹干凈。

    不僅如此，“人民之友”馬拉的塑像被公然搗毀，整個城市掀起了一陣反馬拉崇拜運動，甚至有人宣稱要將馬拉的遺骸從先賢祠里拖出來，扔到郊外的荒野里喂狗……

    面對右翼分子的挑釁，巴黎東部各區無套褲漢殘部，依然在頑強的加以反擊，只是這些革-命者失去了他們的領導機構巴黎公社，加之身為左派領袖的比約-瓦倫和科洛-德布瓦等人，現如今一個個都麻煩纏身，而無法公開領導東部群眾加以反擊。

    于是，很多無套褲漢稀里糊涂的選擇了一種更極端的做法，他們積極響應律師巴貝夫在左派報紙《人民保民官》的號召，決定發動一場新的人民起義，繼而推翻腐朽反動的國民公會，恢復《1793年憲法》，并貫徹其中的民主精神。

    毫無疑問，巴貝夫和眾多無套褲漢的這種不理性做法，最終適得其反，也正好落入右派分子精心設計的圈套之中。

    自從1794年9月18日，國民公會最終放棄了宣誓派教會，也不再給“國家教士”與“理性教堂”支付薪水和各種費用之后，意味著法蘭西不再認可盧梭主張，羅伯斯庇爾實施的“最高主宰”。

    于此同時的，國民公會也徹底放棄了大革-命時期以來，包括布里索、孔多塞侯爵、羅蘭夫婦、馬拉、丹東與羅伯斯庇爾等，無數革-命者倡導的“國家教會制度”。

    最終，教會與國家還是正式的分離了。

    于是在1795年的新年伊始，國民公會也水到渠成的，通過了一條有關放寬天主教會管制的法令。

    該法令宣布任何宗教，都可以按其意愿自由進行宗教活動；宗教被確認為私人事務，地方政-府不得給予任何形式的認可或支持。

    此外，宗教信仰的任何外在表現形式，如僧侶的服飾、禮儀和教堂的鐘，仍然被嚴格禁止。而且，信徒應購買或是租賃宗教活動場所，并向自己的教士或神父支付費用。

    這些條款原本是想著限制宗教傳播，但在法令通過之后，教士們詫異的發現趕來的信徒都表現的非常愿意，很多人為了教堂重建，寧愿掏空了他們口袋里的最后一枚銅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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