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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清朝廷內部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結束后一直由堅持對外主和派人物起主導作用。

    所以在鴉片戰(zhàn)爭后最初六年里，滿清朝廷與洋人的關系基本上是一種“相安無事”的局面。

    但從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起，中英之間又出現(xiàn)了新的爭端，關系再度惡化。

    此次導致中英形成爭端的第一個問題是英人廣州入城之爭。

    這件事情要追溯到更早的時間，滿清朝廷在歸還了最后一筆賠款之后，按照《南京條約》的約定，讓英國人歸還舟山群島，但是此時英國人突然提出一個新的要求。

    他們要求按照條約的規(guī)定，允許居住在廣州城外的英國商民進入城內。

    實際上條約中寫的很清楚，只允許英國的使節(jié)入城。消息傳到朝廷，那些官員自然知道英國人是想故意擴大自己的權益。

    如果這次答應了他們，之后，英國人還會提出更加過分的要求。因此這件事情被朝野上下反對。

    但是的負責談判的滿清官員是耆英，他為了盡快解決舟山的問題，答應了英國人的條件，但是又推說要上奏朝廷，將這件事情推后了兩年時間。

    后來兩年時間到了，英國人找到了時任兩廣總督徐廣縉，但是徐廣縉拒不承認這件事情。

    由此我們也能夠看出漢人官員與滿人官員的區(qū)別。滿人官員大都沒有節(jié)操，為了解決問題可以扯謊，可以出賣國家的利益。

    但是漢人官員雖然有些貪污，有些迂腐，然而卻少有出賣國家民族利益討好洋人的。

    這說明滿人入關這么多年還是沒有建立起對華夏的民族認同感，依然還將自己當做一個征服者。

    只有外來的征服者才會這樣毫不在意自己手中的領土。

    徐廣縉的作為也不能說就對，他的出爾反爾，恰好給了英國人以借口，那時候開始英國人就已經著手規(guī)劃新的戰(zhàn)爭。

    這與他們征服莫臥兒帝國基本上同出一轍，先是通過不平等的條約，一步步溫水煮青蛙式地攫取對方的主權，等到對方露出了大的破綻之時再雷霆一擊。

    徐廣縉的行為得到了皇帝的嘉獎，滿清朝廷還將兩廣閩浙總督的外交權力統(tǒng)一交給了徐廣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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