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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李皓的主要目的是見盛長柏進步的比原劇中慢了不少，所以就有意幫了一把，但這也說明李皓還是很看重工部的。

    李皓打算給自己辯解一下，順便把鍋給砸到歐陽修頭上去。

    可還沒等張口，申圖剛又接著說道：“此事我與齊家都記下李大人的情分，日后自會報答。”

    “這家伙說的是正話還是反話，平寧郡主他們這么容易滿足的嗎？”李皓心里揣摩著申圖剛的意思。

    說完話后，申圖剛便和李皓告辭，兩人便分開而行，李皓也就把申圖剛的話忽視掉了。

    之后十數天，李皓一直在三司之中忙碌著，當時李皓在歐陽修府上說的可不單純是借口，而是真的準備對稅法進行改革，以增加國庫收入。

    其實李皓早就有意對稅法進行變革，只是以往就任鹽鐵使時沒有職權。

    同樣也怕為人掣肘，到時被弄得走了形，反倒有害無益。

    這次李皓當上了三司使，這權限問題已經不用擔心，而且上面又有歐陽修這個頂頭上司支持，正好方便大展身手。

    李皓重新調取了幾年的賬簿記錄，根據實際情況來看，去年一整年的稅賦數量又有新增。

    從前年的八千四百六十萬兩白銀，新增到了八千九百七十萬兩白銀，當然這里面有相當一部分是新增的鹽稅收入。

    即使如此，也能證明大宋的整體經濟是向好的，至少比明朝的窮困好太多了。

    只是這其中李皓也發現了一些問題，那就是在稅賦當中，農稅和商稅的占比越發的大。

    按照去年的比例來說，以兩稅為主的農業稅2691萬兩，大概占30%，而商稅6279萬兩，占70%。

    可這個比例在慶歷年間，還是幾近對半分的樣子，短短十幾年間就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

    當然按照正常來說，這個比例越大，其實對于百姓應該是越好的，尤其是對于農民階層來說，他們的負擔就會輕一些。

    可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因為這商稅的大頭來自各種專賣活動，也正是這些商品專賣導致百姓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激增。

    僅糧食、布帛、茶葉、食鹽這幾項，就占了一年商稅的60%，所以明面上這些是收的商稅，但實際上和農稅差別不大，已然是橫在普通百姓頭上要錢。

    當然，如果這一切稅賦都能按照律法要求來嚴格執行，那或許百姓也能過得下去。

    可實際在下面官員的操作中，這能弄出的花樣就太多了。

    比如“加耗”就是最常用的手段，因為征收農稅是百姓向官府繳納米糧實物，而且要由民戶自發將麥糧，絹綢送到指定的地點，而且一般要輸送的地點都不會近。

    這樣一來，自然就會有損耗發生，畢竟老鼠、麻雀偷食啃壞東西都是正常的，這在現代都無法避免的事情，就更別提古代了。

    所以地方官府為了彌補這一部分損失，就會額外向農民征收一部分多的米糧實物，也就是所謂的“加耗”。

    而且由于這是地方官府自己的安排，若是當地官員清廉就還好，可要是碰到個心黑的，那對于百姓而言負擔就重了。

    當然為了應對這種情況，其實朝廷也是有相應對策的，那就是“支移折變”，想以此降低百姓負擔。

    這項政策就是說可以不用大老遠的去交實物，而是將其折換成銀兩或者官府規定的謀樣東西，作為稅賦上交。

    聽上去這項政策對百姓是很有利的，可以有效減輕百姓負擔。

    但實際上，這項政策也是被官府玩出花來的，常把此物折成彼物，或把物折成錢，或把錢折成物。

    如以錢折絹帛，或以錢折麥，或折帛之后再折成麥，反復折納，總能將繳納商品的價格人為壓低，然后將折變商品的價格拉高。

    如此一來，為了抵消折變的原賦稅，就必須繳納更多的數量，變相的達成加征了稅賦。

    除了“支移折變”之外，朝廷原先還有另外一項惠民的稅賦政策，到如今也變了味，那就是“和買?！?

    這也是當初趙禎想施惠于民的政策，就是官府在青黃不接時借錢給民戶，民戶在夏秋收成之后，輸絹給官府償還貸款，其本意是幫助民戶度過困乏之時，而這一政策也是后面王安石變法中青苗法的雛形。

    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官府可以具體操縱利息，于是便成為官府輾轉放高利貸、收取利息的苛政。

    除此之外，其他的雜稅就更多了，如“牛皮稅“、“契稅“、“頭子錢”等，種種稅賦加在一起，對于百姓的負擔甚至比正稅都要多。

    要說這些錢真到了國庫里面，李皓也就不多說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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