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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大人，你所謂無地可耕，是百姓真的沒有耕墾之地了，還是山東河南府縣疏于勸農(nóng)之事，一味對上敷衍？皇上，臣以為直省之事，應當據(jù)實以對，不當僅聽信直省官員的一面之詞！”慶桂道。

    “好了，既然如此，朕也清楚了。”嘉慶道：“你等所言，都各有道理，吉林是旗人根本之地，蒙古耕牧之地，也自該有所區(qū)別，但已遷入的漢民，也是朕之百姓，不能棄之不顧啊。那就這樣吧，在黑龍江和吉林，已遷入的漢民，各自劃分耕地，不得侵占旗民土地。此后若是因商旅之故出關(guān)北上，需持官牒前往，且不得攜帶家眷。此外繼續(xù)嚴守舊制，漢民不得入吉林耕墾。蒙古那邊，讓各旗王公詳查所屬之地，究竟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不宜耕墾之處，就不要讓漢民去耕種了。此外直省府縣，也都要嚴查，若是還有可耕墾的土地，都盡快報給朝廷，盡快組織百姓去耕墾。切不可因爭地之事，再生事端！你等可還有其他意見？”面對復雜的人地矛盾與白蓮教反清的陰影，嘉慶最終還是選擇了保守策略。

    眾大臣一時各自無言。嘉慶又取出一封奏疏，道：“這封奏疏，你等也都看過了吧？兩江總督、漕運總督、江蘇浙江二巡撫，四位封疆大吏聯(lián)名上疏，要求改眼下漕運中的清赍銀之制為六折征糧。這清赍銀不過是漕運征銀中的一小部分，卻讓這東南四名督撫，一同為之上疏，看來這不是小事啊。你等意見如何，也都說出來吧。”

    這幾封奏疏之前各位軍機大臣早已看過，故而對其中內(nèi)容都不陌生。思索半晌，慶桂便即發(fā)言道：“皇上，臣以為這封奏疏與之前爭地遷徙之事，其實一樣，都是下臣對民間之事應對無方，便試圖更改祖制。這清赍銀本也是圣祖朝定制，為了讓漕運旗丁水手衣食足備，圣祖皇帝認為加發(fā)糧米，不如一律折為銀錢便利，故而清赍銀雖為漕賦，卻一直以銀輸賦。眼下四名江浙督撫卻不知為何，竟要將銀兩改征糧米。在臣看來，這改征之法不僅用處有限，而且驟然改制，必然帶來諸多不便，百姓本已習慣了交錢，這忽然改成交糧，或許就要付出更多銀錢去買糧食充稅，如此紛擾，多半又要生亂，是以臣以為，此奏疏應當駁回為好。”

    “皇上，臣也以為，祖制本有愛民之意，不可因一時變化，驟然更改祖制。”一旁的刑部尚書德瑛附和慶桂道。

    “皇上，臣之意與慶中堂大體相同。”董誥這一次并沒有提出任何異議，而是和慶桂站在了同一戰(zhàn)線，道：“據(jù)臣所知，這清赍銀之制定于圣祖之時，彼時天下人口不過數(shù)千萬，圣祖皇帝又一直獎勸農(nóng)桑，天下以耕種為本，故而康熙一朝，大體白銀一兩，可易白米一石。但百年以來，天下人口少說增長了五倍，海內(nèi)白銀，亦比康熙朝多了不少，故而眼下若是想買一石白米，少說要銀二兩，若是上等米，三兩也有可能。正因如此，若是把現(xiàn)在征收的現(xiàn)銀以康熙朝市價再折回白米，就相當于多收了兩倍的白銀！即便依四位督撫之議，以六折之數(shù)收漕，這六折白米再折回銀兩，也比現(xiàn)在的清赍銀多了一倍。圣祖皇帝有敬天愛民之心，康熙五十一年，定下永不加賦之制，可若是依四位督撫之議折漕，那這永不加賦，也就成了空談了。所以臣以為，這折漕之議，實難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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