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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禎對著兩個兒子說道：“我大明朝未來的賦稅、實業都要靠這些商賈來撐起，這方面指望那些士子是指望不上的，你制定再嚴格的條規都沒什么用，因為辦法總比困難多，無論多嚴格的條規，這些人都能找到漏洞。”

    “所以專業的事得交給專業的人做。”

    “但凡與錢打交道的事，就大膽交給商賈去做。”

    “這些商賈生來就與錢打交道，說到營利算計，沒人比他們更精明，有他們盯著，才能將朝廷的每一分錢用到實處。”

    說到這里一頓，崇禎又舉例說：“就比如說漕運，太祖高皇帝派徐達北伐，還有成祖文皇帝先后五征蒙古，當時并無漕運總督衙門，但是太祖和成祖從來就沒有缺過糧！”

    “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開中法，靠的就是商人，正是因為有這些鹽商，我大明才得以最少的財力將最多的糧食運到邊鎮，保證了北伐中原及五征蒙古的軍糧供應。”

    “后來因為勛貴濫支鹽引，開中法廢弛，京師和邊鎮只能依賴漕運輸糧，從此我大明邊鎮和京師的糧食就沒寬裕過！這是為什么？這是因為漕運效率低到令人發指，朝廷花費同樣的財力所能輸送的糧食甚至不及商人一半！”

    朱慈烺道：“漕運之弊確實嚴重，父皇此前在徐州亦深受其害，路振飛也是因為忍受不了漕運的低效，所以才繞過南直各府直接向糧商購糧，最后卻反而惹怒那些人，若不是父皇及時出手相助，此刻只怕早就被罷職返鄉了。”

    “所以啊。”崇禎道，“等將來北伐之時，糧餉以及輜重的辦采和運輸肯定是指望不上漕運的，還是指望商賈來承擔更靠譜些。”

    關于這點，其實已經被歷史充分證明。

    借助紅頂商人辦糧餉，確實比官府高效。

    胡雪巖之于左宗棠，盛宣懷之于李鴻章，就是如此。

    既然有現成的成功范例在，崇禎就沒有理由不學習。

    像四渡赤水這樣的神仙仗普通人學不來，官督商辦卻是不難。

    朱慈烺眉頭微蹙說：“但是商賈重利輕義，會不會以次充好呢？比如軍糧，他們會不會采買霉爛的米麥充好米？又比如火器，他們會不會在暗中克扣鐵料？致使營造的鳥銃或者火炮有炸膛之慮？兒臣以為不可不防啊。”

    崇禎點頭：“烺兒你的擔心是對的，所以還需要給商賈定標準。”

    朱慈烺道：“定標準？父皇所說的定標準，是不是指的立規矩？”

    “不一樣。”崇禎道，“立規矩針對的是人，定標準只針對貨物，比如說軍糧的采辦，就可以給糧商定一個非常明確的標準，不得有石子以及老鼠屎等雜質，不得霉爛變質等等，又比如火器，也可以制定明確的標準，銃管內外徑必須得一致，同一批火器的炸膛率不得超過多少等等，如果達不到朝廷的標準，就要更換商賈甚至罰錢。”

    朱慈炯道：“可以給商人定標準，也可以給官員匠戶定標準啊，同樣道理，也可以給漕運總督衙門還有運軍定一個明確標準，那么所有的問題不就解決了？”

    “沒用的。”崇禎搖頭說，“把事務交給商人去辦，確定標準之后只需驗貨，而不需要朝廷管人，但把事務交給漕運衙門這樣的官府機構去辦，除了驗貨你還需要管人，人才是最難管理的，所以往往很難管理好，所以辦事的效率就低。”

    歸根結底，這其實就是單純官辦和官督民辦的區別。

    這兩者最大的區別就是一個有利潤的驅動力，一個沒有利潤的驅動力。

    商人為了追求利潤，會想方設法的節約成本，提高效率，但是官府沒有這個驅動力，官員們更多的會考慮省事、安全以及同僚間的和睦，和光同塵。

    所以朱元璋北伐和朱棣五征蒙古沒有缺過糧，但是自從有了漕運衙門，京師和北方邊鎮的糧食供應反而不寬裕，所以從商人手中購買火器質量都挺好，但是自從內廷兵仗局和工部兵器局自己打造虎蹲炮、佛郎機炮及紅夷大炮之后，質量就變得十分堪憂，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質量越來越堪憂。

    朱慈烺若有所思道：“這么說來，都是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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