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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盟有沒有搞法制建設的必要性？法治的問題是否是聯盟持續發展、持續穩定的關鍵性的問題？”將香煙夾在手指縫間，維克托目視著米利恰科夫，繼續說道，“如果僅從這兩個問題自身來看，我們能夠給出的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但問題在于，我們在制定政策的時候，難道能夠僅僅從某一個問題自身來考慮嗎？”

    “貝利亞整天大談法治問題，翻舊案，試圖將自己粉飾成一個觀點開明，立場公正的新一代領導人，”語氣頓了頓，維克托接著說道，“他的報告在中央主席團的會議上被擱置，他就撇開中央主席團，撇開黨的組織原則，擅自將未經討論的議題拿到黨代會上去公開，他以為他的立場和觀點能夠得到大多數黨代表們的贊同和支持，并能夠以此在后續的會議上掌握主動。”

    “呵，”不以為然的笑了笑，維克托說道，“但他卻沒有想過，聯盟的法治建設問題，誰都可以談，是的，不管是馬林科夫同志，還是赫魯曉夫，甚至是我以及莫洛托夫同志，中央主席團中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談，唯獨他不能主導這個議題的討論。因為他是貝利亞，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主席，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運動中，他的手上并不干凈，如果由他來主導有關法制建設的議題，我們的黨員代表們會怎么想？他們會不會心存顧慮？會不會認為所謂的法制建設，只是貝利亞以及他所領導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發動新一輪大清洗的借口？”

    “這個可能性很高，”坐在一旁的安德羅波夫點點頭，插口附和道，“今天上午，會議的后半程進行時，會場上的氣氛非常微妙，任何人都能感受到不正常的氛圍。”

    維克托抿了抿嘴。就像安德羅波夫所說的，在今天上午的會議上，隨著貝利亞的報告將議題引向法制建設的相關問題，會場上先是出現了一段時間的騷動，隨后，就是長時間的沉默，當貝利亞的報告結束之后，會場上的掌聲稀稀拉拉的。

    會場上的沉默以及稀疏的掌聲，可以看作是與會代表們被貝利亞的報告嚇到了，但也可以看作是與會代表們對貝利亞所作報告的抵觸。

    就像維克托所說的，以貝利亞的身份，的確不適合主導法制建設的相關工作，因為誰都不知道他的真實目的是什么，而從另一方面來講，對于與會的諸多黨代表們來說，他們也不一定喜歡所謂的法治。

    在過去三十年的時間里，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聯盟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其實是存在著諸多問題的。貝利亞說聯盟的法治在斯大林同志擔任最高領導人的三十年時間里，受到了極大的破壞，這種說法其實是對的，是準確的。

    與法治相對的，就是所謂的“人治”，而從大清洗開始，再到持續了四年的衛國戰爭，在這漫長的將近十年的時間里，聯盟其實是處在一種人治的狀態下的。而相比起法治，人治的最顯著特點就是個人專斷，無法可依，或是有法不依，并由此導致個人的權力不受限制，想怎么搞怎么搞，想整什么人就整什么人，同時，貪污腐敗失控，等等等等。

    再看如今的聯盟，今天能夠來參加全聯盟黨代會的人，都是從大清洗時期走過來的，他們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沾著點血，真正清白無辜的人并不是沒有，但絕不是大多數。除此之外，能夠坐到黨代會會場的這些人，都可以看作是聯盟如今的既得利益者，他們都是“干部決定一切”這句口號中所說的干部，因此，他們本身就享受著“人治”所帶來的好處。

    在這種情況下，一千多與會的黨代表們，不敢說所有人都不支持貝利亞想要搞的法制建設，但即便是有人支持他，支持者也絕對占不到多數，可以確定的是，不是那種真正大公無私、立場堅定的布爾什維克黨員，恐怕是很難選擇站到貝利亞一邊的。

    另外，真正大公無私、立場堅定的布爾什維克黨員，又怎么會支持貝利亞去搞法制建設，這家伙可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主席，是斯大林同志曾經的頭號打手，他的腦門上是貼著反派標簽的。支持這樣一個反派去搞什么法制建設，那和與虎謀皮有什么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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