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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有人問。

    薊王與二宮太皇，及舞陽君之事，為何只做“負俗之譏”。

    所謂“負俗之譏”，乃指“因不諧于流俗而受譏議”。故又稱，“負俗之累”。

    今漢袁康《越絕書·越絕外傳記范伯》：“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漢書·武帝紀》亦有：“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只因，薊王房中之私，不涉家國天下，無損國祚社稷。何況，增成公審，中丞賈詡，對薄公堂。背后主謀，乃暗掌蟾宮之黃門內宦。所求無非梁冀金山。

    薊王身中奇毒，昏睡不醒。遂為黃門內宦所乘。是故，“不知者不罪”。

    然，“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是故，關東群臣皆以為。薊王宜審時度勢，當早做切割。《韓非子·有度》：“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遂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

    毋需動用私刑。只需將二宮太皇，繩之以法。薊王足可保全名譽。此，亦是法家之精要。

    然須知。我大漢，獨尊儒術。

    《論語·為政》：“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孔夫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百姓只求免于罪罰，卻無廉恥之心（只要不違法就可以了）；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百姓有知恥之心，且能自我檢點而歸于正道（心存道義）。

    故于漢人而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方是治世之道。

    《易·系辭傳》：“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

    《易·系辭上》：“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史記·太史公自序》：“是故，《禮》以節(jié)人，《樂》以發(fā)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一言蔽之，春秋決獄。

    薊王縱無辜，然事已至此。二宮太皇并舞陽君，舍身為藥，存續(xù)性命。更有董太皇，因而受孕，十月懷胎，一朝分娩。薊王豈能殺其母，而立其子。

    即便，曹節(jié)坐實背后主謀。然早已撒手人寰。人死為大。縱夷三族之重罪，亦無可復加。于是，一眾幫兇從犯，涉事人等，皆罪加一等：董太皇飲藥死；畢嵐、曹沖、宋奇等，下獄死；竇太皇、安貴妃、甯貴妃、宋貴妃等，貶為庶人，徙比景。“徒者奴也，蓋奴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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